天下第二十（第4/5页）

阿里用自己的拳头捍卫着60年代的理想主义，而他要反对的，则是种族主义以及越南战争。阿里代表的是贫穷对抗金钱、第三世界对抗超级大国的斗争，是善与恶、侏儒和巨人的斗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说：“他是我心中的英雄，阿里让全世界的黑人明白，评判一项事业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消除生活中的不平等。我感谢阿里用他的人格魅力和自己的行动所作出的努力，也感谢他给我的勇气。”

有人问肯尼迪为什么非要登上月球，肯尼迪引用了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的话说：“因为它在那儿。因为有那么个空间……有月球和行星，寻求知识与和平的希望就在那里！”

赫鲁晓夫在愤怒谴责了联合国后，又向联合国秘书长哈马金尔德发去一封礼节性的邀请书，请他参加苏联的国宴。赫鲁晓夫非常热情地欢迎哈马金尔德的到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对前不久指责过的人表现得如此热忱。赫鲁晓夫反问道：“你知道我国高加索地区人民的传统习惯吗？敌人在你家里做客，与你分享面包和食盐时，你要殷勤款待；一旦敌人跨出了你的家门，你就可以割断他的喉管。”

爵士乐史上卓越演奏家刘易斯·阿姆斯特朗，1960年他的非洲之行被莫斯科电台斥责为“资本主义的离心计”，他一笑置之。在演出间隙，他说：“我在非洲就像回到了家。我的外祖母和爷爷都是黑人，我基本上是非洲人的后裔。”

托宾是彻头彻尾的凯恩斯主义者。他和凯恩斯一样“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绝不相信市场万能的神话。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托宾就主张：对所有的外汇交易征收比例很小的税金。托宾毫不避讳其凯恩斯主义的味道和侠盗罗宾汉性质：设置这项税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向市场经济的齿轮中抛沙子”，打击国际金融投机行为，并将征得的资金用于克服世界上的贫困。这就是所谓的“托宾税”。

尼克松在1974年访问开罗时，跟萨达特说，他认为中苏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感到他们比俄国人更文明。萨达特笑着回答说：“您知道，我们的感觉恰恰也是这样。我们埃及人比俄国人更文明。”

为了推翻巴列维国王，霍梅尼宣称：“伊朗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结果；唯有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才能建成一个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谐的伟大社会。”霍梅尼在伊朗上台后提出：“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

当美国心理学协会1977年庆祝其75岁生日时，开幕式讲演人大卫·克莱奇说威廉·詹姆斯是“培养了我们的父亲”。谈到在过去四分之三世纪的时间里解决由詹姆斯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努力时，克莱奇说：“就算我把一切的收获和成就全部加起来，再乘以希望这个系数，所得的总数还是不足以作为足够丰硕的贡品供奉在詹姆斯的脚下。”

里根在就职典礼上说：“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

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陷入外交纠纷，两国对马尔维纳斯（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归属问题互不相让，最终导致谈判破裂。4月1日，阿根廷派出仅有的一艘航空母舰占领了马岛。撒切尔在议会上院演讲中慷慨激昂，宣称：“大英帝国的旗帜一定要在马岛重新升起。”受到撒切尔的感染，英国国会全票通过议案，出兵马岛。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阿根廷守军投降，撒切尔因此获得“铁娘子”称号。

1989年9月叶利钦访美，大开眼界，惊叹资本主义的成就，发誓要学习美国200年的民主和市场经验。叶利钦说：“我领略了什么是‘资本主义’，原来它并非是苏联的敌人和可怕的恶魔，而是摆满货架的罐头和高速灵敏的电脑。”叶利钦下决心与社会主义决裂，与苏共分道扬镳。1989年东欧各国政权瓦解、红旗落地，对叶利钦是极大支持。

哈维尔坚持建立“公民社会”的理想，希望普通人积极参与民主生活。他反对共产党政权，也反对市场和大企业主宰一切。他认为从政者应有长远视野，不应受选举与党派利益掣肘，一直也没有组织和加入政党。在现实的政治世界中，他注定逃不了陈义甚高的命运。有人说：“哈维尔爱就世界性课题发言，多数捷克人却只关心自家后院。”

关于世界的两大问题分别是“柏拉图之谜”与“奥威尔之惑”。乔姆斯基是这样描述他们的问题的：柏拉图的问题是，在可以借鉴的事物极端贫乏的前提下，解释人类如何能够获取如此丰富的知识；奥威尔之惑恰恰相反，他欲了解的是在能够借鉴的事物极端丰富的情况下，人类为何所知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