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二十（第3/5页）

1945年11月，杜鲁门总统为马歇尔举行了告别仪式。仪式结束后，总统保证说：“将军，你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会在你退休以后再来打扰你的；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是杜鲁门总统食言了。10天后，他给马歇尔打了电话：“将军，你愿意为我到中国跑一趟吗？”……1947年1月，他出任国务卿，6月提出“欧洲复兴计划”，人称“马歇尔计划”。

“二战”期间，雅斯贝尔斯“体验到了在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国家中失掉法律保障的滋味”。在纳粹铁蹄下的他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生活，他和妻子随时都有被屠戮的可能。由此，他产生了“世界公民”的设想：“首先作为一个人，然后在这个背景下才从属于一个国家，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我多么渴望有一个在国家之上、人们得以最后向之求助的法庭，一项能给被他的国家不顾法律加以蹂躏的个人以合法帮助的法律！”

1946年初，丘吉尔由杜鲁门总统亲自陪同，来到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演说。他对“东欧传统的暴政”进行了抨击，并提出了“铁幕”的说法：“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背后，坐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到目前为止，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苏联方面反应强烈，斯大林说，丘吉尔“现在采取了战争贩子的立场”。

1947年7月18日，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确认英国撤离印度，承认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获得独立。英国议会从未如此迅速地起草并通过这样重要的文件。在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内，上下两院完成起草、辩论和投票表决有关文件的全部工作。有人说，辩论气氛之庄严和谨慎，“足以可与这一重大事件本身相比”。

吉田茂在政治上很保守，但机智而果敢。他极力抵制过让日本陷入战争的军界派系的崛起。在战争期间，他过着一种精神流放的生活，不参与朝政，不为其国家所犯下的罪行所玷污。他个子不高，身体圆胖，充满活力，有时他被称为袖珍丘吉尔。他乐于接受这类赞扬，对此他总是高兴地附和道：“是的，但这一个是日本造。”

1956年，伊朗国王巴列维访问莫斯科。苏联外长谢皮洛夫问他：为什么伊朗加入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国王不客气地说：“我提醒好客的主人们，俄罗斯人在几个世纪里一直不停地企图通过伊朗向南推进，多次占领我国……”谢皮洛夫回答：“我们不承担在我们领导国家之前所发生事情的责任。”

随着弗朗哥在1936年的得势，卡萨尔斯自行流放，在离开西班牙边境大约40英里的法国普拉德斯一直居住到1956年。由于美国承认弗朗哥，1958年前，他一直拒绝访问美国。他移居波多黎各时说：“我很爱美国，但作为弗朗哥西班牙的难民，我不能宽恕美国对独裁者的支持，这个独裁者站在美国的敌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边。没有美国的帮助，弗朗哥政权肯定会垮台。”

卢斯的一生都在鼓吹“美国世纪”，他宣称美国应当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应当）全心全意地担负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和最有生命力国家的责任，并抓住我们的机会，从而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标，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对世界施加我们的全面影响。”

《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雷马克有一次在柏林同一个美国女孩子谈话。这个美国女孩会德语，她问雷马克为什么不去访问美国，并说如果作家能成行，那一定会大受欢迎的。雷马克说，他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只会讲很少几句英语。“哪几句？”女孩问。于是雷马克慢吞吞地说了几句蹩脚的英语：“你好！”“我爱你”“请原谅。”“请来一份火腿蛋。”“我的天哪！”女孩惊叫道，“这几句话足够你从东到西走遍我们整个国家了。”

1959年，鲍林和罗素等人在美国创办了《一人少数》月刊，反对战争，宣传和平。由于鲍林对和平事业的贡献，他在1962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他以“科学与和平”为题，发表了领奖演说：“在我们这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世界问题不能用战争和暴力来解决，而是按着对所有人都公平、对一切国家都平等的方式，根据世界法律来解决。”他说：“我们要逐步建立起一个对全人类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都公正合理的世界，建立起一种和人类智慧相称的世界文化。”

1939年，纳博科夫接受了斯坦福大学教授斯拉夫语的邀请，他的生活发生了决定性转变。他在美国生活了20年，加入了美国籍并找到了一个新的情感归宿。“我用了40年塑造俄国和西欧，”他说，“而现在我面临着塑造美国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