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苦涩的面包（第3/8页）

罗马的英国学院今天依旧矗立在蒙塞拉托大道旁，大抵保留了艾伦所处时代的景致，只是紧邻的那座小房子已经不复存在。好在我们可以从散落的古代信件里约略窥见这座小屋的样子。小屋的门直接迎向大街，它的旁边是一条逼仄的小巷，或许只能算是一条有天顶的过道，将人们引向后方的昏暗庭院。穿门而过，你将步入外厅，艾伦博士的访客会在此等待主人出现，这里是艾伦的仆人夜间入睡的地方，白天也时刻回响着他们嬉笑和打闹的声音。外厅的后方想必就是奴仆们烹饪用的厨房。艾伦博士的房间在二楼的主楼层，位于整栋宅邸的前方，有双螺旋的楼梯通往那里。那是一间书房，里面陈放着一张大桌、几条板凳和长凳、一口巨大的箱子（这还是来自教皇陛下的馈礼）以及一个用来放书的悬挂式吊架；往前有一座低矮的圆拱，圆拱下有一块如单人小室一般的内凹的空间，大小刚好足够摆放光秃的床架。在床架上方供奉着十字架苦像，旁边还有一些悬挂衣物的木钉。

这里的朴实无华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贫穷。诚然，艾伦博士收入无多，却要面对频繁的索取，但他还不至于负担不起些许挂饰，或是一两张座椅。多年后，当他已经在红衣主教的职位上度过好一段时日，他却仍然像当初一样身无长物。不过，这种物质上的匮乏绝非刻意标榜的自我节制，再没有比这种想法与威廉·艾伦的初衷更加背离的了。毋宁说，真正的情况是，尽管寓居此处达两年之久，他依然只将这儿视为近期的人生逆旅，并不值得大事安顿。在许多晚近的被放逐者的住处中都能看见一样的场景，他们只是将当下的落脚看作暂时的寄宿。威廉·艾伦离开英格兰已经 22 年了。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去过牛津，他早年曾在牛津大学为自己赢得值得尊敬的地位，在良心的驱使下，30 岁前便牺牲了从大学得到的一切。已经有比 22 年更长的时间，他没有见过父亲位于兰开夏郡罗萨尔的住所，纵然他曾在年轻而又疾病缠身时思乡之苦日趋强烈，以至于他的比利时医生告诉他，必须在回家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自从离开英格兰，他与很久之前的另一位流亡者一样饱尝放逐之苦，知晓了在陌生人家中，楼梯的上下何其陡峭，流浪者吃到的面包何其咸苦。⑩ 

背井离乡的这些年中，艾伦从未停止工作和计划，总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重归故里。1561 年，当他辞去牛津大学圣玛丽学院的院长一职时，他和多数海外避难的英国天主教徒一样，曾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一些被放逐者已经将希望寄托在年轻而孀居的法国王后身上，当年夏天她乘船驶抵了苏格兰。另一些人开始谈论教皇对伊丽莎白的罢黜谕令，盼望法国或西班牙早日行动，又或者，最好两国能彼此协助，一道实施惩罚。但更多人还是寄望于不那么暴力的方式。希望上帝要么带走安妮·博林之女，要么软化她的心。他们之中的乐观派，甚至连同一些老道的政治家，都对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心怀希冀。一个女人不可能长时间独自统治像英格兰这样暴乱的国度，而她最有可能的追求者都是天主教徒。一旦结婚，她就将脱离清教徒的掌控，届时英格兰自然会与罗马言归于好。许多年中，流亡者们始终对美梦成真的可能性坚信不疑。

事与愿违，希望的曙光终究黯淡了下来。当艾伦在 1562 年返回英格兰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目睹了古老信仰的衰落，看见众多曾以天主教徒自居的人民正在参加国教的仪式，他们的所作所为还得到了教区神父们的首肯乃至鼓励。艾伦在 1565 年离开英格兰，事实证明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此时他已经确信，他的国家若想在未来回归公教的羊圈，一支经过训练的全新的教士队伍将必不可少。这就是他在杜埃协助创建英国学院的初衷。

随后，北方叛乱爆发。叛乱失败后，新一波流亡者到来，比起前辈，他们要更加愤恨和绝望。他们见证了为宗教冲突而流的第一滴血，当绞刑和充公在北方愈演愈烈时，他们甚至变得更加怒不可遏。尽管他们之中的多数选择待在尼德兰，但是其他人还是高喊着复仇的口号，为了寻觅良机涌向巴黎、马德里和罗马。只有罗马听取了他们的呼吁。腓力国王心中尚有其他挂碍：永不安分的尼德兰人、反叛的摩尔人、胆敢在他的海上横行的土耳其海军，无不令他分神。他也曾遭到英国人的严重挑衅，但眼下他几乎愿意以任何代价换取与不列颠之间的和平。倘使法国能够结束他们的国内宗教战争，他们可能会比西班牙更愿意攻打英格兰，可惜事实并不如愿。虽然只有英国人在聆听，教皇庇护五世还是在 1570 年 2 月 25 日颁布了谕令《至上统治》，宣布伊丽莎白女王为异端，是真正信仰的迫害者，将之革除教籍。此外，庇护五世还行使了一项罗马教廷历来宣称拥有但经常有名无实的权力，他剥夺了伊丽莎白“对于王位的虚假所有权”，取消了人民对她的效忠宣誓，命令所有人从此以后不得遵守她的法律和命令，违者将同样以革出教门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