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肃反问题（第3/4页）

现存的一些案例真实反映出当时中共中央在肃反问题上的偏差。1933年，江西宜黄判决的几个反革命案例分别是，卢章秀：“（一）该犯任黄陂区委少队部的时候，五月间，往中央总队部开会，自愿报名加入少共国际师，结果回来向县队部请假回家，将近两个多月，不但不去少共国际师当兵，而且坚决不来工作。（二）不经过介绍，自由行动去保卫局工作。”曾彦贵：“该犯于今年三月间到保卫局当看守兵，因看守不注意，走了二个靖卫团，就坐了十余天禁闭。（二）后放他出来，后在保卫局当挑夫，一贯的消极怠工。（三）叫该犯去买米，故意贪污大洋一元。”罗宦泉：“（一）该犯联名孟章，坚决担保反动富农（陈国芳妻），代表土豪说没有钱，结果把（陈国芳妻）放出来，随即跑下宜黄城去了。（二）我红军独立营捉获一个反革命，该犯又亲自来担保。”[22]从文件看，上述几个案犯都没有确切的反革命罪的证据，列举的问题，不足以构成事实上的犯罪，将其定为反革命犯，反映出法律观念的淡漠。正如于都报告的，在打击反革命时，“捉了一些造谣的，都没有多大事实”。[23]

由于政治凌驾法律，定罪随意性强，冤假错案发生几率很高。于都的一个案例很具代表意义：新陂中塅乡丁福生“用恐吓的手段，对付红军家属丁昌早要量米给他吃，因没有满足他的敲索，便弄国民党证，到政府妄报丁昌早为国民党员，当时政府也不加以调查和侦察，听信所言的话，便把丁昌早家产没收，弄得丁昌早全家苦不堪言”。也许是丁福生从这种政治陷害中尝到了轻易得手的甜头，随后他“又与丁昌钊因为耕牛的嫌隙，妄报丁昌钊为地主，其实丁昌钊经调查确系中农”。丁福生的行径固然恶劣，但仍属于挟嫌报复的诬告行为，并不一定具有破坏革命的主观企图，但是当丁的诬告行径暴露后，却被定性为：

丁福生的这种企图，是动摇红色战士，故意破坏苏维埃联合中农的策略，有意帮助反革命的实际行动，是苏区里面的内奸。此事幸经发觉，经于都县裁判部判处该犯以监禁半年，送交省裁判部审查，认为该犯妄报红军家属为国民党员，是动摇红军军心，妄报中农为地主，是破坏苏维埃对中农的政策，很明显的是反革命作用，应判处死刑，已批复该县遵照批示执行。[24]

这样的判决，以判断代替事实，处理显然失之草率和严苛。

事实上，由于反革命罪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当时许多触及法律者被加以反革命罪论处。于都岭背区的谢锦波、谢正月生等十余人“受查田运动浪潮的冲激，便主谋逃往白区”，他们联系了一批人，其中有人报告了苏维埃政权，结果这些人“行经梓山地方过，就被区府预先埋伏在那里的革命武装，通统捉着，一个也没逃走……在群众的呼声喊杀之下，对谢锦波、谢正月生和豪绅地主富农总共十一名都判处以死刑，并就地执行枪决了。”[25]惩处这一案件中的首犯自无问题，但重判理由、范围及就地执行的方式其实都缘于反革命这一定罪，而一旦被视为反革命，在当时的环境下，结局就几乎决定了。张闻天曾明确表示：“在某种条件之下，从法律上说来某个反革命分子枪决的法律根据还没有找到，但是在群众的热烈要求枪决的条件之下，我们把他拿来枪决，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发动群众的斗争，还是为我们所容许的。”甚至强调：“必须经常使用群众的暴力去与反革命作斗争。一切法律观念是极端有害的，甚至是自杀的。”[26]

在加紧肃反的思路指导下，执法机关出于慎重对一些案件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被指为“机械的法律观念”，“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与帮凶”。[27]公略县裁判部长对案件处理较为慎重，重大案件强调送上级批准和材料充分，即被指责为“浓厚的机械的法律观念”，[28]作为动摇妥协分子典型受到严厉批评。苏区中央领导人公开表示：“不必需要多少法律的知识，只要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他就可以正确的给犯罪者以应得的处罚。”要求：“以后的案件，应随到随审，非有特别事故，自受到案件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天，就要解决。”仅仅是有“反革命嫌疑的分子，也应即刻捉起，重的当地枪决，轻的押解后方监禁”。[29]领导人这样的认识加上中央苏区本就薄弱的法律背景，使法律运用难以健全：“有些地方（会昌、石城），审判案件不是在法庭上公开审判，而是在裁判部长的房间里，甚有将处死刑的案件，未经过法庭审判，在房间里写个判决书，送上级去批准执行，群众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事情杀人。”[30]同时，逼供成为审讯的重要方式，虽然苏区有关法令明令“废止杀头破肚及肉刑等刑罚”，但又规定“为取得犯人实供，如敌探等有时得用肉刑讯问”。[31]1933年初，中共湘鄂赣省委也提出：“对审讯犯人固然要纠正‘左’倾的单凭刑询的错误，但是认为刑询便是‘左’倾亦是另一个极端的右倾错误。”[32]这实际是在为刑讯手段开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