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肃反问题（第2/4页）

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激战正酣时，中共中央决定展开进一步肃反的检举运动。3月21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在动员开展检举运动的大会上，推举产生9人组成的检举委员会，领导整个中央苏区的检举运动。4月8日，临时中央政府中字第五号《命令》明确规定废止1931年底至1932年初为纠正肃反错误而制定的将死刑判决权上收、严格司法程序等条例，表明中共中央准备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4月19日，《红色中华》发布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第二号训令，指出目前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已到了最紧张最尖锐的决定最后胜负的阶段，为保证战争的胜利，必须检举“苏维埃机关内的消极怠工的分子，贪污腐化、浪费的分子，脱离群众离开群众利益和工作上的官僚分子，退却逃跑、动摇不坚定的分子，包庇地土富农与妥协的分子，违反法令与破坏纪律的分子，特别是检举暗藏在苏维埃机关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反革命。”由此，检举运动在中央苏区开展起来。

为推动运动的深入发展，193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出：“敌人进攻更加紧张，反革命活动也更加厉害。”“因此，我们必须更加提高阶级警觉性来对付各种各式的、埋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对于各个机关和赤少队，必须继续进行检举，不仅检举其成分，特别要注意从政治上检举。检举机关、裁判部、保卫局的系统，必须活跃起来。但突击队须更负责的领导肃反的工作，不要机械的等待保卫局裁判机关与检举机关。”[12]同时，中共中央领导人连续发表文章，号召展开严厉肃反，强调：

不认识苏维埃法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压迫敌对阶级的武器，而表现出单纯的法律观，机械的去应用法律。不知道法律是随着革命的需要而发展，有利于革命的就是法律。凡是有利于革命的可以随时变通法律的手续，不应因法律的手续而妨碍革命的利益……许多裁判机关，侧重于法律手续，机械的去应用法律、对镇压反革命的重要工作却放松了，这是裁判机关在工作上的极大缺点，而且是严重错误……清理档案，凡有反革命事实的豪绅地主富农等阶级异己分子，经公审后，立即执行枪决。[13]

《红色中华》则发表社论要求：“在战区边区，我们对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动，必须立刻采取最迅速的处置，凡属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豪绅地主、富农、商人、资本家、老板、流氓，必须立刻捉起。除个别最重要的分子须严究同党外，其余无须详审，无须解县，一概就地枪决。就是他们中间有反革命嫌疑的分子，也应即刻捉走，重的当地枪决，轻的押解后方监禁。”社论以异常严厉的口气强调：“一切对于反革命的宽容与放纵，一切‘讲究手续’与‘法律观念’，一切犹豫不决与迟缓，在目前同阶级敌人决死战的时候，客观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与帮凶。”[14]

检举运动铺开后，中央苏区清洗了一大批干部，万泰“检举出了县苏军事部长、收发员、窑下区苏主席是AB团，破获了AB团的县团部，并且还检举出了县内务部的科员包庇地主偷公章，少共县委总务科长偷路条并且贪污”。[15]运动后期，《斗争》曾发表文章总结运动成果：

中央政府各部共洗刷了六十四人，其中有九个贪污的，十五个破坏苏维埃法令和政府威信的，四十个消极怠工自由回家的，江西乐安县一级及善和增田两区乡共洗刷了六十二人，万太县区各机关中洗刷了六十人，胜利县一级二十三人，石城县一级洗刷了二十八人。区一级二十五人、乡一级四人……粤赣于都自进行检举以来，在县一级洗刷了三十八人，在区乡共五十五人，合作社洗刷了三十一人；西江在县一级洗刷了二十人，区乡共六十人；会昌检举才开始，已在县一级洗刷了九人。[16]

总结中谈到的数据主要还是针对领导干部的，社会上的清洗尚不在其列，即使如此，已可看到其牵涉之大。

检举运动中，扩大化的事例处处可见。1934年5月，西江一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AB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AB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17]西江是由瑞金、于都、会昌划属的小县，人口仅数万人，半月内即出现如此之多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这本身已极不正常，而这种做法还作为正面典型受到鼓励。瑞金“一个七十岁的贫农，在闲谈中说到白军到了清流归化，却判决了死刑”。[18]闽赣省裁判部的钟光来甚至“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轻重的乱杀一顿”，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更是“沿途格杀群众”。[19]恐怖的气氛，“使一部分被欺骗群众首先是中农群众登山逃跑，或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催生出“因为肃反工作的加紧而逃跑到高山上去了的反革命武装”。[20]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正如张闻天所反省的：“一些地方，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也不讲了。在一些同志中间正在形成‘杀错一两个不要紧’或者‘杀得愈多愈好’的理论……对于肃反中的恐怖主义，那更是没有人敢讲话，因为恐怕批评这种倾向时，人家就会把他当作反革命的同道者看待，而性命难保。”[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