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工作作风问题的滋生

中央苏区和全国各苏区一样，是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中成长壮大的。在这一过程中，如毛泽东本人的工作作风所体现的，注重实际、强调调查研究、不务虚文是其明显的特点。中共中央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后，着力进行正规化建设，在组织建设和干部管理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苏区政治再上一个台阶。不过，作为一个崭新的革命政权，在形成新的政权架构、行政理念和工作作风时，中共仍然面临着相当多的考验。苏区在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机器的同时，缔造出具有支配权力的强势管理者，而苏区的现实状况又完全符合列宁所说的官僚主义的经济温床：“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37]在这样的环境下，正如列宁所说十月革命后一年多时间，“官僚主义就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38]一样，在苏区它也很难避免地会成为吞噬苏维埃制度活力的怪兽。而中共中央具体指导中，在加强正规化同时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批评，又给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多的养分。潘汉年曾形象描绘苏区基层党支部开会走过场的情形：

参加支部会议的方式，多半是学得县委，做一个又长又臭的报告，弄得支部同志都不肯或不敢发意见，一连催几声：“同志们！话！话！”假如还没有人说，支部书记或参加的区委，便提高喉咙问一句：“大家听懂没有？”下面齐声答应：“听懂了！”上面再问：“冒马格意见？”“冒！”或者再来一问：“同意唔同意？”又是齐声响亮的回答“同意！”[39]

在苏维埃胜利发展时期，上述问题还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军事不利，苏区社会经济环境恶化，不利的形势加剧了苏区政治中的一些问题，而且使其影响更加放大，最明显的反映就是为支持前方战事而在后方的强迫命令。

1933年后，为应对国民党军的封锁，应付战争需要，中共中央不得不大规模发行公债，向民众大量借谷，使地方政权面临很大压力。有关研究显示，1934年中央苏区农民负担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5.7%，有的甚至达到30%以上，“不能不承认负担是重的”。[40]沉重的负担使已经饱经战争摧残的苏区民众难以承受。1933年8月苏维埃中央决定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到11月15日江西实际收得现款仅42万余元，不到江西全省领去的公债数的20%，其中杨殷、南丰、太雷、长胜、崇仁等县未收到一分钱。[41]在苏区行政效率相当高的背景下，这一状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民众财力已告空乏。但当时的苏区领导者对此缺乏足够认识，为维持军队和政权的运转，仍不断推出一些过高的指标与要求，并以机会主义、动摇倾向指责没有完成高指标者，使各地为完成指标而强迫命令成风。万泰县冠朝区十个乡，公债销售中“摊派的七个乡”；“会寻安有几个乡扩大红军成为群众的恐怖，听到工作人员下乡，就纷纷上山或躲避不见”。[42]当时，这些问题绝非个别，正如苏维埃中央反省的：“坐禁闭，罚苦工，差不多是这些工作人员对付群众的唯一办法”。[43]

客观而言，在战争形势下，加强对资源的吸取，有其可理解的不得已之处，但是，忽视民众必要的利益要求，一味要求民众作出牺牲，则不免有竭泽而渔之嫌。而将反对、抵制这种做法的干部或仅仅是提出意见者都视作异己分子加以批判，无异是在自毁墙脚。远在莫斯科的王明通过中共赴莫斯科代表了解到苏区实况后，对此提出批评，指出中共中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名义下存在的“不可忽视的严重的弱点”：

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分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决没有领导机关的路线正确，而一切被领导的机关的路线都不正确的道理，此种过分和夸大的批评，既不合乎实际，结果自不免发生不好的影响，一方面不能真正推动工作，另一方面使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发生害怕困难，对困难投降的情绪，而且甚至使一部分幼稚的同志发生跳不出机会主义的泥坑的烦闷心理，以致有的发生对党和革命抱悲观失望的态度。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上，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联系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