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查田运动:理念、策略与现实

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重要旗帜,因此,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在土地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具体政策也历经变更,其基本目标均在使普通农民尽可能多地获得土地,以实践中共抑制剥削的阶级革命理念,巩固中共在农村中的群众基础。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展开前夕,秉持着这一思路,中共再次在苏区农村展开大规模的查田运动。就文本的宣示看,查田运动旨在于革命战争紧张的形势下,在苏区内彻底清查地主、富农隐瞒成分,进一步在苏区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从而深化苏区内部的阶级观念和阶级斗争,纯洁阶级队伍。同时,由于面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查田运动当然包含着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战争凝聚力量的目标,这也应该是中共中央发动这一运动的初衷之一。

1933年6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接着召开中央苏区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查田运动在中央苏区迅速集中开展。作为一场阶级革命中的阶级运动,对阶级关系作出判断为其题中应有之义。查田运动以清理阶级关系为发动理由,其对苏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判断逻辑上必然是紧张和严重的。运动中下发的文件作出结论,指出苏区虽然经过土地革命,仍然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强大势力,这些势力的具体体现主要是“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195]需要在运动中加以摧毁。毛泽东也强调:“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196]

作为运动名义上的领导者,毛泽东这时处境微妙。由于中共中央机关的到来,毛泽东实际已不参加重大事务的决策,他此前的工作也被新的领导层摆在放大镜下加以检验。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刚刚到达苏区,就强调要加紧推进查田,为此,1933年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要求:“田未分好,或分得不好的地方……要马上发动群众,重新分田。”[197]同时,土地部组成工作组,开始在瑞金云集区等地开展查田试点。这样的举动,多多少少体现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毛泽东对此自然心知肚明。因此6月1日毛泽东解释开展查田运动的原因时指出,这是由于苏区内部斗争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一些落后地区“远远落在先进区域之后”,这种地方“占了中央区差不多占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198]强调先进和落后地区的差异,潜台词是要表明各地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执行的偏差。但是苏区中央局次日发布的决议则批评道:

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有些区域中虽然已经分配了土地,但是地主豪绅与富农常常利用各种方法(或者假装革命混入党苏维埃机关,或者利用氏族的关系和影响,或者隐瞒田地,或者以物质的收买,政治的欺骗,武力的威吓),来阻止雇农贫农的积极性的发展,以便利他们的土地占有,甚至窃取土地革命的果实。[199]

中央局丝毫不留情面,将过去的土地革命路线定性为不正确的路线,这样的批评不可不谓严厉,在初来乍到的中共领导人看来,此前苏区执行的土地政策是所谓“富农路线”,这也成为他们不点名批评毛泽东的重要理由。然而,在1929年共产国际指责中共六大对富农让步后,各苏区基本都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中央苏区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当年中共的政治生态下很难会有别的选择。毛泽东之所以遭受批评,关键不在于他对富农的态度,而是源于其对苏区环境下土地革命极有可能触及中农利益的担忧。在查田运动的动员报告中,他明确提道:

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200]

毛泽东如此重视中农和富农的界限,煞费苦心地在富农和中农中间提出富裕中农的概念,防止混淆中、富农,应该有他深思熟虑的想法。如前所说,中央苏区土地占有比较分散,阶级分化不甚明显,当中共开展阶级革命时,地主、富农的有限资财往往很难满足普通农民改善生活的愿望,在均平的旗帜下,生活高过平均水平的中农很容易成为平均的对象。数年的土地革命实践证明,当打击地主、富农时,中农是最容易被误伤的对象,而中农作为农村最具实力的一个阶层,对它的错误打击常常牵一发而动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