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财政紧张下的民众负担（第2/4页）

客观而言，对于局限固有地区的中央苏区而言，要维持政权的运转和保卫苏区，财政压力不断加重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结局，解决这一问题，很难有其他的疏浚渠道，只有依赖群众的帮助，而这必然会加重群众的负担，并反映到群众的情绪中。虽然大部分群众表现出全力支持中共的热情，但现实的困难仍然使很多人有心无力。1933年中央苏区的财税收入状况就不理想，江西省苏1934年3月的决议中谈道：“去年税收及各种财政收入不能达到如中央财政计划所规定，是革命中重大的损失。”[166]安远县龙布区苏的会议记录显示，这里的土地税征收遇到困难。1933年3月，该区就要求各乡应把上一年的各种税收在当月23日前收清，但这一要求显然没有实现。4月20日的区苏会议又规定“土地税按期本月底完全收清”。从6月10日该区会议记录看，这一规定仍然没有完成，因为会上再次要求“去年土地税和二期公债票限五天内一律收清算明”。[167]苏区中心地区的瑞金沿江区群众也对缴税抵触，抱怨“旧年缴都不要这样重”，“四乡的党团和代表都带群众到区委区苏要求减少”。[168]

战争紧张是造成苏区财政困难的最直接原因，同时，就赣南、闽西这样一个狭小且资源有限地区而言，承担起拥有十多万军队及庞大机关人员的国家机器，实在也是勉为其难。苏维埃组织严密，对基层的控制力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各级机关十分庞大，对资源的消耗巨大。1931年11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条例》规定，每乡苏维埃政府脱产人员3人，城市（县苏所在地）苏维埃19人，区苏维埃19人，县苏维埃25人，省苏维埃90人，但在实际执行中，一般都会突破此一标准。江西省苏1934年3月公布的各级财政部门人员组成是：省财政部24人，县财政部13～16人，区财政部6～8人，仅县一级财政部门人数就达到规定的县苏总人数一半以上。而且，江西省财政部门还设立了11个关税征收点，每个点都有工作人员9人，检查队一班8～24人。[169]总计起来，财政部门的编制数远远高于临时中央政府规定的统一标准，而其实际人数又要突破编制数，当时在财政部门工作的干部回忆：“1933年，我调县财政部当副部长，县财政部有三十多个人，有正副部长、文书，还有会计科（会计七、八个人），税务科（七、八个人），国产管理科（二人），还有伙夫等。”[170]县财政部门实际人数已高于整个县苏的规定编制。

财政部门只是整个庞大机构的一个缩影。1933年10月，瑞金县苏维埃工作人员达到302人，远远超过编制规定的25人。区苏维埃一般达到40～60人，以瑞金18区计算，取其平均值即可达900人。加上乡苏维埃人员，瑞金政府工作人员总数应在1500人以上。[171]瑞金人口20余万，约相当于苏区总人口的1/14，以此推算，苏区县级及其以下政府机关人员可达6万人。加上其他各级机关，干部数量应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1934年3月《红色中华》曾刊文号召展开节省运动，其中说道：“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日照规定食米量节省二两，以八万人计，每月可节省谷子四千五百石。”[172]这里提到的8万人，应是苏区中央对干部数量的概略估计，有相当的可信性。

苏维埃群众组织众多，一些群众组织也有固定编制。如江西省工联会和雇工会固定编制有15人，每月经费165元。[173]湘鄂赣省苏、省委各机关总人数甚至高达3300余人。[174]所以，当时这样的情况并非个别：安远县天心区第四乡“全乡的少先队、儿童团以及什么妇女队等等共四十多人在政府吃饭，弄得该政府忙个不开的办饭主义”。[175]同时，各级机关还有一些具体办事人员，如乡级可设伙夫、交通，区、县更多，这些人的津贴并不低于负责人员。虽然总体看，各级机关人员只给不多的津贴，但由于基数庞大，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除机关人员外，红军、游击队和一般工作人员也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永丰只有十万苏区人口，其脱离生产的地方部队（包括独立团、游击队、模范团、县警卫连）就达933人。[176]

庞大的工作人员队伍，使脱产人员比例空前提高。根据毛泽东对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长冈乡全乡1785人，调县以上工作人员34人，如果加上区、乡工作人员，干部人数超过人口比例的2%。出外工作人员一共有94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者226人，总计出外320人，占人口总数的17.9%。才溪乡全乡4928人，调外工作的186人，加上参加红军者共1040人，占人口总数的21.2%。[177]这样的比例不仅出现在这两个先进区，其他区也大体和其相当。上杭通贤区通贤乡实有劳动力为41人，出外工作人员达到62人，参加红军、做长期夫子和赤少队、模范营者103人，后两者远远多于留在农村的劳动力。[178]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每8个人就要负担一个脱产、半脱产人员，民众的负担对象大大增加。张闻天曾经谈道：“常常有这样的同志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农民是不能不牺牲一点的。”[179]虽然他批评了上述说法，但这种说法相当程度反映着当时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