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红军的正规化建设和防御原则（第2/6页）

在冲锋时及击退敌人而占领其阵地后，和敌反冲锋到来时均未发扬火力。指挥员忘记了运用机关枪，没有指示机枪的射击目标，及阵地机枪在战斗中随便摆在阵地上无人过问，枪口有的还朝着后方（二师）。全师机枪只两枝枪带了水，其余均未带水……部队对随时准备战斗的指示是不充分的，对于火力的运用是不注意的，战斗中火力与运动的配合是差到惊人的程度。

战斗中所表现一股作气的自发的勇敢是很好的，开始冲锋是很迅速的、勇敢的，但一遇到敌人较顽强的抵抗时或较有力的火力阻拦时，就在敌前停滞起来了，也不发扬火力也不跃进，大家挤在一堆让敌人最有效的火力射击和遭受敌人的手榴弹的掷炸，死伤枕藉。等到敌人的反冲锋到来，敌人走近我们的人堆附近以集束的炸弹投入我们的人丛间，一个炸弹就能炸着我们几个人。[95]

相对于国民党军的整训，当战争爆发，两军直接对垒时，看得出来，红军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是多了，而是仍然不够。

不可否认，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当时对垒双方的特殊态势，中革军委在坚持运动战总原则同时，对一定程度的防御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客观看，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进逼，红军从事一定程度的防御战应为势在必然。1933年上半年，周恩来就曾谈道：“照战术原则说来，在政策上或战术要点上，构筑永久或半永久筑城的要塞，而以极少数兵力编成的要塞军孤立死守，其目的不仅要使野战军行动自如，并且要使野战军利用其限制敌军行动的良机，遂行其企图，并且依此保护广大苏区，使敌人不敢突入，更以之为据点而向外发展，这就我军设备要塞说来是应如此。”[96]10月，中革军委命令：“各作战分区须依照军委密令在战略与战术的必要上立即选择险要地，并完成必要的土围和工事，准备相当粮食与弹药，具体指定相当地方部队据守。”[97]不过，按当时军事领导人的想法，这种防御并不等于死守，李德指出：“防御时应布置积极的防御，以少数兵力及火器守备堡垒，而主力则用来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在某一方面集中主力以行坚决的突击并在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游击战争和防御虽是革命战争必须的方式，但只是辅助的方式，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98]周恩来也强调：“我们的防御是攻势防御，它不能将苏区周围都修起像万里长城的支撑点来守备，这并不是由于红军数量尚少于敌人，而是因为这种防御是为着配合进攻而防御。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要进行运动的防御，要进行钳制敌人以便于突击和消灭敌人的防御。”[99]当然，在反“围剿”战争的实际进程中，由于红军很快陷于被动防御，周恩来等强调的攻势防御原则并不总能真正执行，消极防御的战斗不乏其例。其中原因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体或团体，正如任弼时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谈到的：“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100]

随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屡战不利，从1934年年中开始，中共开始将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大转移列入议事日程，此后中共的作战方针某种程度上就是为这一全局性计划的实施争取时间了，被动防御成为这一时期中共作战的主流。期间，红军曾经策动过以“六路防御”对付“六路进攻”，将顽强防御作为阻止国民党军迅速深入苏区的唯一办法。即使考虑到红军战略转移争取时间的需要，这种战略指导仍然显得过于呆板，失却了此前红军机动灵活的特点，这应该和连续失败严重打击中共领导层及红军指挥部信心不无关系。同时，这一时期由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个人军事专权严重，对发挥指挥员能动性注意不够，经常根据不准确的情报遥制前方战事，更带来了红军作战上的困难。彭德怀后来谈道，当时指挥部甚至“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101]。广昌战役前，他已就此坦率提出意见：

在我们历次战役中，感觉着我们战略决心的迟疑。战略战术的机动，还未发展到应有的程度，失掉了许多先机，使应得的胜利，推迟下去，或使某一战役变成流产。而在战术上企图挽救过时的战略动作，结果把战术动作限制得过分严格，失掉下级的机动，变成机械的执行。（对）每一分钟的敌情变化和某地带地形的特点，不能灵活机断专行完成所给予的任务。这一方面，应拿许多适当例子来发扬指挥员的机动，加强其战术的修养；另一方面，每一次战斗，应给予其总的任务和各个的任务，不宜限制他执行的机动。[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