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与新生

慈善事业许诺会带来三种益处：精神的、人口的、经济的。它的手段显然是新颖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其背后的理由却与传统中支撑着惩罚手段的那些理由如出一辙。

例如，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把罪恶者从诅咒中拯救出来。不同于其他的慈善机构，抹大拉之家的支持者们声称，它既要解救肉体，也要拯救灵魂。只有它抚慰着“受伤的心灵”，缓解着“流血的良心中难以形容的痛苦”；只有它“旨在治疗灵魂，不仅要减轻一时的痛楚，更要消除永恒的折磨”。每一个女人在进来时都被提醒，“其禁闭的主要目的”乃在于她的救赎。

为了这一目的，抹大拉之家的生活充满了私人与公共的祈祷、布道、颂诗、说教文阅读，以及常驻于此的女性主管与牧师们讲授的宗教课。斋戒“特别受到推崇”。所有这些手段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教导收容者一心向善。正如极恶之人的临终对话，或者死刑犯最后的临终忏悔，对于从良妓女的精神训练亦旨在让她们进入一种适当的状态，为其后能升入天堂。事实上，死亡本身常被描述为一种即将到来的幸福解脱。“未来的极乐”并不遥远，收容者们被告知，“永恒的慰藉”正在天堂等待她们，而天使们已经准备好弹奏他们的竖琴。

此种观念在说教文献中屡见不鲜。1770年，机构的管理者出版了一本“对一位从良妓女的真实记录”，告诉公众成功的忏悔者究竟有何结局。它记述了一位女孩，在她出院后不久就陷入了重病，因为坏疽而失去了一条腿，并最终死去。在那本风行于世的《F.S.的辉煌死亡，一位死于1763年4月二十六岁的从良妓女》（Triumphant Death of F.S.，AConverted Prostitute who died April 1763，aged 26）（至1800年，此书在大英帝国已至少再版了十四次）中，女主角于弥留之际在病榻上躺了一个月，接待参观者，以证明上帝的仁慈，并且在她毫无痛苦地善终之前，突然唱出了即兴的歌曲。甚至抹大拉之家女性主管之客厅里的宣传画，也描绘着“一个忏悔妓女的死亡”。

不过，忏悔者也应该在此生中获得新生。这所慈善机构有时被形容为一种尘世的天堂——一个“小天堂”，一块“福地”，“一座神圣的避难所”。一部早期的记述骄傲地写道，此地是如此圣洁，以至于仅仅是关于它的报道就能让罪人洗心革面。其他评论者，例如霍勒斯·沃波尔与他的诗人朋友爱德华·杰宁汉，十分喜欢将其比作女修道院。“那些人虽然年轻时已受玷污，”杰宁汉在1763慷慨赋诗，“她们却再一次获得了纯洁，/修女似的忏悔挽回了她们的声名。”这首诗歌受到了不可思议的巨大欢迎。

最常见的隐喻则把抹大拉之家比作一个家庭，被收容者乃是婴儿，在这个世界得到庇护，并被培养为守纪、贤淑、温顺之人。监督人不被称为主事者，而被唤为“保卫者”与“父亲”，女性主管则是“整个家庭的好母亲”，忏悔者会得到“父母般的慈爱”。一旦处于一种婴儿般无助的状态，她们就成了其父母“羞耻的女儿”、“苦难的孩子”。人们满意地说，她们“像小孩子一般天真地”生活。为了促进她们的恢复与新生，人们倾向于以更温和的方式进行教导，尽可能地抹去她们过往的阴影。一个女人会获得一个新的名字。不允许有人打探她的过去，尽量让她避免与外界接触。

通过这些做法，每一个忏悔者的名誉被洗净，其人格被重塑。懒惰与邪恶不复存在，她会养成守纪与节制的习惯。在入院之时，她就要发誓“谨守规矩，温良有礼”。她的旧衣服都得被脱掉，如果看上去过于“艳丽”的话，还要被没收。她要穿上朴素的白色制服，必须保持“恭顺、温柔与谦卑的外表”，其餐食则简单而健康。每一天都严格按照时间表做礼拜与努力工作，其实际目的依据的是《圣经》中关于基督生平的记载，那是沉思与模仿的对象：“他从不间断地履行个人祷告的义务”、“他心灵的谦逊与恭顺”、“他在简陋环境之中的满足”等等。通过这种方式重新教育妓女，恢复她们的健康与美德，并且永远地治愈她们“心灵的顽疾”，以此让她们在尘世获得新生。尤其是，这为她们重建家庭铺平了道路，而家庭乃是公共与个体和谐的最佳保证人。在管理者眼中，重建家庭生活之结构乃是一种核心的关切，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来协调忏悔者与其父母和友人的关系。

抹大拉之家的家长式作风，其对于再教育的重视，其修复破碎社会关系的目标，都使其不自觉地呼应了16和17世纪教养院的理想。与此相类的还有其对于国民健康的关注，虽然这一事务在18世纪中期比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要重要与发达得多。正如18世纪中期每一家重要的慈善机构，抹大拉之家的一个宗旨乃是增加人口。1759年，据其管理者估算，约有六成被其解救的女性，如果未得到救助则会“在两年之内过世”。在其支持者的眼中，她们都是值得拯救的无价生命，尤其“在这个硝烟四起、人口锐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