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制与伪善

这项改革运动的另一个同样显著的效果是，即便对于妓女与老鸨的指控也变得具有争议。在1700年没有一个人认为这种罪行可以不受惩罚，而改革社团也可以激烈地指控这些人。尽管他们的策略在短期颇有成绩，但他们也逐渐制造出反对的声音。

1688年之后，改革者所面对的主要责难是：道德监管是错误的，其举措有失公正。显然，批评者们反对说，只有穷人因为他们的罪行而被惩处，而富人们则高枕无忧。这一问题实际上由来已久，而性戒律的支持者们一直承认此点并对此不懈斗争。事实上，他们总是竭力主张惩罚有罪的上等人比下等人更为重要。你的地位与荣耀有何重要，一位雅各宾牧师质问道：“它们能掩盖你的罪恶吗，能准许你无所忌惮、随心所欲地犯罪吗？”相反，“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其骄奢淫逸就越可憎、越可鄙”，而他们也就越应该受到惩罚。在17世纪末，“人的地位会加重其罪行”这一点仍然不言而喻，因此惩罚一个有地位的罪犯，从警戒与影响的角度而言，就比惩罚“二十个低贱之徒”要更好。仅仅惩罚“小人”而不去动“大爷”，是没有效果的，会触怒上帝，也会招致世人的厌恶。在运动之初，时不时地，人们努力尝试着把这些原则转为实践。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积极分子满足于退而求其次。1697年一位牧师承认，卖淫这一类行为，显然“不只是属于仆人们的罪恶，也属于老爷们；不只发生在贱民身上，也发生在平民和上等人身上”。从原则上进一步说，所有人的罪恶都是一样的，“违抗上帝与本地律法之罪行不会因人而异”。尽管如此，他建议改革者：“当可能弊大于利之时，我认为你们要克制……有时候通过惩罚下等人，能够最好地训诫上等人士，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正义，了解自己所犯下的同样罪行应该受到何种惩罚。”正是这一观念激发丹尼尔·笛福在1698年写出了自己最早的出版物之一。举国移风易俗“势所必行”，他抱怨道，然而“这一改革的偏袒态度使得事与愿违”。只逮捕普通人而放过绅士与贵族，这实在不合理、不公平，那些上等人的恶劣影响才是英国堕落的根源。十年之后，当笛福居住在苏格兰时，他因为类似原因退出了爱丁堡一个重要的改革社团：其中一名主要成员因为通奸行为而臭名昭著，但社团对此却无动于衷。他痛心地告诫说，真正成功的改革绝不会建立在这种伪善的基础之上。

不过在18世纪，正是这种社会的偏颇不公得到了坚定的辩护。1731年一位主教论道，改革社团只有将其目光聚焦于下层社会才是合适的，“国家的富强如此倚赖这些人的勤奋与德行”。上层人士由他们自己反省，或留待更高的审判。所有的性乱都该谴责，1763年约翰·菲尔丁爵士对此赞同，然而其中最糟糕的乃是“下等与普通的妓院，在那里罪恶被廉价交易，随后扩散到一般民众，而正是他们支撑着宪政”。几十年后，祛邪会也认为控制“公共”行为比监管上层的“私人”行为更重要。即使这样，在1800年，对于贵族堕落之公开谴责比一个世纪前变得更加尖锐，同样，人们也普遍认为司法运动存在局限性。任何“禁止公共淫荡”的社会应当逮捕所有阶层的罪犯，如今这已从一种期望变为一种可能。

这一原则之转变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在18世纪，对于性监管不公正之批评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响亮，以及越来越普遍。在世纪之末，监管的社会基础显然更加狭隘与偏颇。尤其引起争议的是其越来越倚重检举者，这些人可以索取罪犯罚金的一部分。这在以前并没有出现在道德监管中，不过一直存在于其他领域，并引起了持久争议。在17世纪早期，人们就普遍认为，公众检举者之行为“是因为怨恨或私人目的，绝对不是因为热爱正义”，而在查理二世与詹姆斯二世统治时期，检举者越来越经常地将矛头对准反对者，这尤其引起争议，因为这会允许贪财及无良之辈通过指责诚实的基督徒而获利。从1682年到1686年，英国对于非国教徒的指控达到高潮，在伦敦有数以千计的男性与女性因其思想观念而被逮捕、罚款与监禁；但这并不表明当时民众正在狂热地强行推动宗教一体。实际上，大多数受到惩罚之人与他们的国教邻居相处太平，他们多是被一帮利己、贪财的检举者所告发。

一些年之后，当道德改革运动也采用这种方法时，就必须努力克服对此的怀疑与敌意。甚至其支持者也需要一再确认检举如今乃是为上帝工作，“不论多么声名狼藉，现在其又出现了，但其中有些是恶魔的代理人，满腹心机地陷害别人，养肥自己”。虽然检举不道德行为之人不应该接受奖金，但贪婪的气味已很难驱散。“确实应该忏悔，”这些社团在1709年承认说，“有一些卑鄙邪恶之徒……向罪犯敲诈，有时还向老实人勒索。”检举邪恶是荣耀的，伦敦大主教1724年承认，倘若“一个心怀不轨之人混入其中，打着惩治邪恶与亵渎的幌子来为一己谋私，那也不必吃惊”。不过，大多数评论者可没这么宽容。记者爱德华·沃德写道，制裁淫行毋庸置疑“是一项值得赞美的事业”，但它已经堕落得“臭名昭著”，因为其依赖的是贪婪的检举者，“他们通过肮脏的手段生存，像大便上的苍蝇”。甚至性监管名义上的支持者也逐渐对这种卑鄙手段大失所望，忧心其完全建立在褊狭与堕落的基础之上。这一计划以良好意图开始，乔纳森·斯威夫特说，然而彻底堕落为“一种养肥检举者的职业，那些人是最卑鄙的无赖小人，例如警员和破产的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