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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成员乃至以此自称自许的成员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单凭其金钱还不足以为自身及子孙购买“尊敬和特权身份证”的人来说,确立“可公认的标准”是件迫切的事。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有三种确立这项身份的主要办法变得越来越重要——至少在那些“谁是谁”的不确定性已经上升的国家中正是如此。[收录国家知名人士的参考书——不是像《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 )那类皇家和贵族人物指南——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版。英国的《名人录》(Who’s Who ,1897年)或许是最早的一本。]这三种办法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它们必须能清楚地区别中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农民与其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们也必须提供一个排他的阶级组织,但不能把爬上这个社会阶层的入口封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一个标准;休闲活动,尤其是新发明的体育运动,是另一个标准,但是,正式的教育越来越成为(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指标。

虽然在一个日益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时代,经由学习得来的才智和专门知识可以获得金钱上的报偿,虽然它为接受英才教育的人才开拓了较宽广的事业(尤其是正在扩张中的教育事业本身),但是教育的主要功能却不是功利主义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青少年可以推迟赚钱维生的时间。教育内容反倒是次要的,事实上,英国“公立学校”男生花费许多时间学习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及1890年占法国中学课程77%的哲学、文学、历史和地理对就业的价值都不太大。甚至在讲求实际的普鲁士,1885年时,古典的文科高级中学(Gymnasien)学生仍然比现代的注重技术的理科高级科学语文中学(Realgymnasien)与高级职业学校(Ober-Realschulen)多了三倍。再者,能为孩子提供这样的教育开支,其本身便是社会地位的指标之一。一位普鲁士官员以标准的日耳曼人作风,计算出在31年中他花了他收入的31%给他的三个儿子接受教育。[16]

在此之前,正式的教育(最好有某种证书)对于一位资产阶级分子的上升是无关紧要的,除非他是从事公务或非公务方面的学术工作。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学术方面的人才,再加上为年轻的绅士提供饮酒、嫖妓或运动的适宜环境。对于这些年轻的绅士来说,实际的考试根本不重要。19世纪的商人很少是从大学毕业的。法国的综合工科学校在这个时期并不特别吸引资产阶级精英。一位德国银行家在1884年劝告一位刚起步的工业家要摒除理论和大学教育,他认为理论和大学教育只是休息时的享受,就像午餐后的一支雪茄烟。他的建议是尽快进入实际操作领域,找一个财务上的赞助人,观察美国并吸取经验,把高等教育留给那些“受过科学训练的技师”——企业家将来会用得着这些技师。从企业的观点来说,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常识,不过它却令技术人员感到不满。德国工程师愤恨地要求“与工程师的生活重要性相当的社会地位”。[17]

学校教育主要是提供进入社会上公认的中等和上等地带的入场券,以及使进入者在社交上习惯那些使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的生活方式。在某些国家中,即使是最小的离校年龄(大约是16岁),也可保障男孩子在被征召入伍时可以被归类为具有军官资格的人。随着时代的演进,中产阶级年轻人通常会接受中学教育到18—19岁,在正常的情形下继而接受大学教育或高等职业训练。整体而言,在学的人数仍然不多,不过在中学教育的阶段增加了一些,在高等教育阶段则有比较戏剧性的增加。1875—1912年间,德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以上;1875—1910年间,法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四倍以上。然而,1910年时,介于12岁到19岁的法国青少年,上中学的比例仍然不到3%,总计7.7万人,而撑到毕业考试的只占这个年龄层的2%——其中半数考试及格。[18] 拥有6 500万人口的德国,在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共有12万左右的预备军官,大概是该国年龄介于20岁到45岁男子总数的1%。[19]

这些数字虽然不怎么大,但却比古老统治阶级的一般人数大得多—19世纪70年代时,这个统治阶级的7 000多人,拥有英国全部私有土地的80%,并构成英国贵族的700多个家庭。19世纪早期,资产阶级还可以借由非正式的私人网络将自己组织起来,可是现在这些数字已大到无法形成这样的网络,部分是因为当时的经济高度地方化,部分则由于对资本主义具有特殊喜好的宗教和种族上的少数群体[法国的新教徒、教友派教徒、一位论派(Unitarians)、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已发展出互信、亲属和商业交易的网络,这样的网络遍布许多国家、大陆和海洋。[关于这种喜好的原因曾有许多讨论,在本书所述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例如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论各家的解释为何——所有这些群体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对于其少数身份的自觉——当时的事实依然是:这种小群体,如英国的教友派信徒,已几乎完全将他们自己转化为银行家、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团体。]在全国性和国际性经济到达最高峰的时候,这种非正式的网络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因为牵涉在内的人数很少,而有些企业,尤其是银行和金融业,更逐渐集中于一小撮金融中心(通常也就是主要民族国家的首都)。1900年左右,实际控制世界金融业的英国银行界,只包括住在伦敦一个小地区的几十个家族。他们彼此相识,常去同样的俱乐部,在同样的社交圈走动,并且互相通婚。[20] 莱茵——威斯特伐里亚钢铁辛迪加(Rhine-Westphalian Steel Syndicate)共包括28家公司,它们也构成德国钢铁业的绝大部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是在一小撮人的非正式谈话中形成,并在饭后的闲谈和高尔夫球场上定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