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华沙（第3/9页）

鲁登道夫的盘算是趁着俄军面临这些难题时抓住机会打败俄国。正忙于抽调德国第八集团军部分兵力以在布雷斯劳（Breslau，波兰语称弗罗茨瓦夫/Wroclaw）创建第九集团军的鲁登道夫，请康拉德拨出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投入这一重启的攻势。康拉德犹豫不决（把来自德国人的要求全视为对他个人之冒犯）时，兴登堡提醒他，只有进攻才能扭转每个战线日益不利的战局：他在九月二十二日开导康拉德，“要取得更大的战果，得通过包围”，而非通过被动防御。德国总司令部私底下鄙视奥地利的被动作风，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上校在日记里写道：“这里什么都好，就只有奥地利人例外。真希望这些畜生动起来！”[19]

这一次，这些畜生倒是愿意动起来。康拉德分析这是他将俄国人包围在波兰突出部的最后机会。有了德军助一臂之力，柏林和维也纳将在东边集结将近八十个师对付俄国的五十八个师。俄军苦于组织问题且需分兵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需分兵高加索打土耳其人，在一九一六年中期之前，在东部战线都无法取得兵力上的压倒性优势。施里芬计划的提倡者之所以认为此计划大有可为，就是因为俄国有这一反应迟缓的现象。俄国人在八、九月的战斗中也失去数千名中下级军官和士官；这时得找新血递补他们的空缺，而这些新血缺乏经验和训练。[20]换句话说，奥匈帝国仍有机会打赢东线战争，如果它与德军协同作战，且行动快速果断的话。

康拉德匆匆凑集他仅存还完好无缺的战斗力（“最后的士兵、最后的火炮、最后的机枪”）。他很难得地不夸大其实；步枪一年产量只有十五万支，这个君主国就快无枪可用，而且许多士兵把枪拱手让给俄国人或塞尔维亚人。野战炮兵团发现兵比炮多，因为已有太多加农炮丢给了俄国人。[21]

康拉德自然而然认为东线德奥联军该由他，而非由兴登堡，总绾兵符。康拉德向博尔弗拉斯发火，“为什么德国第九集团军向其设于梅济耶尔（Mézières）的总部报告，而非向我报告？”曾赞成与德国人合作的康拉德，这时极为反感被拉到北边：“为何要我们放弃桑河边的作战行动，去帮华沙的德国人？”但这时博尔弗拉斯非常乐于让康拉德听命于兴登堡，甚至乐于以全新的总司令部取代康拉德：或许以弗里德里希大公为总司令，以鲁登道夫为其大权独揽的参谋长。[22]

鲁登道夫，一如兴登堡，是个厉害角色。鲁登道夫把第八集团军的兵力缩减为只剩两个军，借此得以组建第九集团军，这个新集团军有四个军、一个预备师、一个驻于西里西亚卡托维兹（Kattowitz，波兰语称卡托维采/Kattowice）周边的骑兵师。战前，鲁登道夫就以德军参谋总部内作风无情的部门主管形象为人所知，承接下毛奇许多工作，且对陆军部长法尔肯海因没怎么放在眼里。法尔肯海因与鲁登道夫为两个不同派系的代表，前者所代表的派系较后者温和、讲理。[23]这时，鲁登道夫的行动目标，与德皇、法尔肯海因设于法国的陆军总司令部（Oberste Heeresleitung，简称OHL）背道而驰。陆军总司令部希望东线只要守住即可，西线则全力出击；法尔肯海因认为，过早将兵力抽调到东线，必会使他在西线吃败仗。为此，兴登堡不得不打电报给德皇，以辞职为要挟，借此索得较不受法尔肯海因节制的自主权（和更多兵力）。

兴登堡这时身为一级上将，地位形同陆军元帅，不可能任人指挥来指挥去。东部战线“神奇三角”（康拉德、鲁登道夫、法尔肯海因）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有政治角力牵扯其中，这令康拉德非常恼火。马克斯·霍夫曼上校指出这一紧张关系：“仔细审视大人物（他们彼此关系的恶劣、目标的矛盾）时，得时时记住，在另一边的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之间情况还更糟，否则很有可能惶惶不安。”[24]

在俄国这一边，情况的确更糟。以有所迟疑而缓慢的步伐拿下伦贝格后，鲁斯基已被赏以西北方面军司令官之职，原司令官日林斯基则因坦嫩贝格之役和马祖里湖区之役战败遭撤职。但鲁斯基未把矛头指向兴登堡，反倒指向他在西南方面军时的旧长官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想趁奥军崩解之机继续挺进克拉科夫和布达佩斯。鲁斯基猛踩刹车，坚持此时不该有任何进攻，坚持该纠集后备兵力，击败集结愈来愈多兵力、欲取道华沙攻入俄国内地的德军。评估过自身不良的通信后，鲁斯基甚至提议“战略性撤退”到涅曼河（Niemen River）。他还想过放弃华沙这个重要的公路中枢和战略要地，退回科夫诺（Kovno）。[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