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犯错与愚蠢之间（第6/10页）

但空白支票已在准备。德皇和弗朗茨·约瑟夫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会面，以强化同盟关系。一九〇九年，奥匈帝国与德国两国军方举行自一八九六年以来的首场参谋会谈。上一次两国参谋碰面议事时，主要谈俄罗斯问题，而在这场新的参谋会谈上，毛奇告诉康拉德，他很遗憾一九〇八年未爆发战争，“那时的情势会比几年后的情势更有利于奥地利与德国”。[39]新情势——和德国人所制订用以利用那些新情势的计划——的确不同以往。一八九六年参谋会谈后，德国人的打算，原只是在西边挡住法国，在东边与奥地利人联手对俄国发动压倒性攻势。一九〇五年，在施里芬计划——因德国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而得名——影响下，一切改观。德国人的攻守计划彻底翻转，改成要以本身少许的基本兵力和大部分奥地利陆军挡住动员缓慢的俄国人，把德国九成兵力集中对付法国人。照计划想定，德国人于不到六星期击败法国人后，会移师东部战线解决俄国人。[40]

作战计划如此变动，令奥匈帝国大觉不妙，毕竟奥匈帝国战时动员全部兵力，也将只有俄国兵力的四分之一。但康拉德接受这一改变，态度出奇泰然。一九〇六年出任参谋总长之前，康拉德写了一本战术性著作《论战术和步兵的战斗教育》（Studies on Tactics and The Battle Education of Infantry），一举成名。在这本书中，他主张战斗成败取决于心理素质更甚于身体素质。他说，“不怕苦且勇敢”，一往无前且不惜牺牲性命的部队，即使面对人数更多且挖壕固守的步兵和炮兵，都会打赢。[41]大部分奥地利军官同意他这看法；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已证明刺刀冲锋战术已过时，但在奥地利陆军，一如在欧洲其他陆军里，相信这一战术者仍大有人在。有位奥地利军官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写道：“这一原始工具（刺刀）振奋士气的作用，绝不容轻描淡写带过；刺刀是进攻精神的最佳体现，它将士兵的信心与其欲击败敌人的念头绑在一块。”[42]

对政局不满的奥匈帝国士兵，恐怕会是欧洲最不可能为国牺牲性命的士兵之一，但康拉德不以为意。更糟的，他从未催促德国人告知其作战计划细节，他也从未把自己的作战计划详情告诉德国人。两国陆军只是粗略交代各自的战略目标（击败法、英、俄和征服巴尔干半岛），却未在如何达成那些目标上达成一致见解。双方都太想保住自己行动上的独立自主，因而只达成以下共识：奥地利人会在俄罗斯完全动员之前猛攻俄国，德国人会将数量未定的兵力部署于东边，以为奥地利人将兵力调到东部战线争取时间。

康拉德知道届时他需要时间，因为他打算于进兵俄国途中灭掉塞尔维亚，一个他未告知德国人的计划。康拉德推断，从波斯尼亚与南匈牙利突然奔出的二十个奥匈帝国师，就足以击溃塞尔维亚人。他一味认定，直到他攻破贝尔格莱德，把目光转向东边为止，剩下的奥匈帝国陆军和兵力未定的一支德国陆军，都会在波兰、加利西亚守住战线。这一刻意的含糊，将带给奥地利人灾难。即使在平时，俄国陆军都拥兵一百五十万，那么在战时动员后，会壮大到六百万或更多。奥地利平时有四十万现役军人，战时最多扩增为两百万，且都装备不良，若碰上俄罗斯大军如洪水般袭来，只会灭顶。[43]

埃伦塔尔始终认定，若奥地利在巴尔干采取强势政策，将吓阻俄罗斯，镇住贝尔格莱德，使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不再鼓吹建立南斯拉夫王国。结果情势发展与此背道而驰：塞尔维亚报界激愤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遭吞并，每天痛批哈布斯堡王朝，塞尔维亚政府则鼓励组织爱国会社，例如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二百二十个分部的民族自卫社（Narodna Odbrana）。[44]一九〇九年，埃伦塔尔的外交部向五十三名克罗地亚人提出诉讼，指控他们与贝尔格莱德往来，阴谋叛国。诉讼案的主要证人是奥地利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弗里德永（Heinrich Friedjung），这一轰动一时的审判因此被称作“弗里德永审判”（Friedjung Trial）。弗里德永、埃伦塔尔和后来的康拉德三人，在这场审判中被确证为叛国证据的那些文件，后来查明是埃伦塔尔的外交部所伪造。这一令人难堪的大挫败，让人窥见已开始席卷这个多瑙河君主国的恐慌。卡尔·克劳斯的讽刺性报纸《火炬》（Die Fackel），以怀疑口吻愤愤说道：“一言以蔽之，奥地利历史就是如此，发生了那么多事，却其实什么都没发生。”这场审判是个“地震，但没有叶子从树上震落”；它代表了“犯错与愚蠢之间的搏斗”。埃伦塔尔的所作所为“不是制定政策，而是破坏政策”。弗里德永的角色很可悲：“他操着一口最漂亮的城堡剧院（译按：奥地利国家剧院）式的德语，圆润洪亮，抑扬有致；他讲话的口吻像是奥托卡尔（Ottokar）——‘这个奥地利是个好地方’。”克劳斯提到在维也纳葡萄酒馆里演奏的欢乐音乐，推断“葡萄酒馆音乐骗不了世人，世人还是会了解这场审判的真正含义”。[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