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最后的“拥曹派”

毌丘俭、文钦之叛没能重创司马氏的权力体系,却重创了司马师本人,在文鸯发起的那次突袭中司马师的眼伤复发,伤势还挺重,本来他想去寿春,亲眼看一看这个4年前刚刚发生过叛乱的地方为何又发生了叛乱,但由于伤势严重,还是放弃了。

司马师赶回洛阳,走到许昌时觉得伤情进一步加重,只好不走了,让人去通知弟弟司马昭,要他来许昌。司马昭得到消息大吃一惊,星夜赶来。

见到弟弟后,司马师当即宣布辞去大将军一职,交由弟弟担任,之后让司马昭马上返回洛阳,不得耽误,司马昭还未动身,司马师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

少帝曹髦正元二年(255)正月28日,司马师病死于许昌,终年47岁。消息传到洛阳,少帝曹髦素服吊唁,发布诏书,认为司马师有济世宁国之勋、克定祸乱之功,应该加以殊礼,让公卿们商议。有大臣建议按照当年霍光死后所礼遇,应追拜司马师为大司马,增邑5万户,谥号为武公。

少帝曹髦同意,诏书送达许昌,司马昭却上表辞让:“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国以及九命之礼,亡兄不敢受相国之位,这是因为丞相是太祖武皇帝生前担任过的职务。当年萧何、张良、霍光都有匡佐之功,萧何的谥号是文终,张良的谥号是文成,霍光的谥号是宣成,如果非要以文武作为谥号的话,请按照萧何等人的标准赐予就行。”

少帝曹髦诏准,颁给司马师谥号为忠武。

但是少帝突然又下了另一份诏书,说南方不断发生叛乱,局势仍不稳定,让司马昭就地在许昌驻守,不必返回洛阳了。诏书在送达司马昭之前先要经过傅嘏之手,他是朝廷秘书局的尚书,本次又随司马师出征,参与机要。

傅嘏觉得事关重大,如果按诏书执行,洛阳的局势就有失控的危险;如果不执行诏书,又有违命的嫌疑。傅嘏找钟会商量,钟会也随军出征,他名义上是中书台的中书侍郎,实际是司马师的高级参谋,他建议先不要以司马昭的名义回复,而以傅嘏的名义给少帝曹髦上一份奏章,阐明司马昭回师洛阳的重要性,奏章发出的同时司马昭只管率军回师。

钟会的意思是,司马昭干脆装着不知道有这份诏书,将来说起违诏来那也是傅嘏的错,顶多让傅嘏替司马昭背一次黑锅。司马昭认为钟会的这个主意不错,依计而行。

大军行至洛阳近郊,少帝曹髦的诏书又来了,正式拜司马昭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并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录尚书事),对于前一份诏书则只字不提了。

你不提我也不提,表面上大家仍相安无事。

少帝曹髦正元三年(256)5月,邺县以及上谷等地都报告发现了甘露,即一种凝结在树叶上的甘甜液体,在古人看来这是吉祥之兆。六月初一,少帝曹髦下诏改元为甘露。

8月,少帝曹髦再加司马昭为大都督,这是曹魏没有过的一个职务,同时授予其奏事不名的特权,假黄钺。任命司马孚为太傅,司马孚原来的太尉一职由高柔接任,高柔原来的司徒一职由司空郑冲接任,擢升朝廷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

郑冲字文和,是一名儒学家,出身寒微,有姿貌和声望,司马氏父子对他很看重,其实要的是一个招牌,郑冲并不过问政治。高柔、卢毓之前都有过介绍,他们是司马氏的坚定支持者,除了他们,邓艾、钟会、石苞、胡奋、傅嘏、傅玄、钟毓、贾充等近年来也迅速崛起,他们都追随着司马氏,曹魏时代的一批风云人物渐渐成了故人和旧人。

司马昭盘点了一下地方上的要员,其他地方他都比较放心,唯有东部战区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让他放心不下。诸葛诞当年也是“浮华党”的重要一员,跟夏侯玄、何晏、邓飏等人交往深厚,如今负责着整个东线战场,司马昭对这个人感到心里没底。但诸葛诞在毌丘俭、文钦谋反事件中立场坚定,率先带兵进入寿春,为平叛立下大功,之后又组织人马反击孙吴方面的进攻,还击斩了孙吴左将军留赞,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好轻易动他。

司马昭把这个顾虑说给了自己的大将军长史贾充听,贾充是曹魏重臣贾逵之子,贾逵是有名的“拥曹派”,贾充还娶了“拥曹派”李丰的女儿,按理内心里也应该站在曹氏的一边,但他却成了坚定的“反曹派”,处处维护司马氏的利益。

李丰等人谋反事件发生后贾充本应受到株连,但在司马师的庇护下他轻松过关了。贾允的妻子李婉才貌双全,父亲李丰因罪被诛后李婉被流放到乐浪郡,贾充马上与她划清界限,另娶了郭淮的侄女郭槐。李婉后来遇大赦,贾充的母亲柳氏重节义,让贾充前往迎接,贾充害怕郭槐不敢去,只得另找一处房子让李婉居住,郭槐听到风声,每次贾充出门都派人盯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