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米里”号的命运

1502年2～10月

曼努埃尔一世相信，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商贸活动需要有咄咄逼人的行动，于是他准备了一支规模超过以往的船队，在1502年春时从塔霍河起航。到此时，去往东方的远航已经制度化，是一年一度的了。这一次有二十艘船出发，分成两队，由达伽马担任总司令。他的舅舅维森特·索德雷也一同前往，此人有另外的任务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达伽马从朝廷接到的书面指示未能留存至今，但我们可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做出推断。他的任务应当是：为葡萄牙人被杀害向卡利卡特的扎莫林索取赔偿；落实他自己的要求，即驱逐穆斯林商人；扩展与马拉巴尔海岸敌视扎莫林的国王们的贸易协定；葡萄牙人通过在科钦与坎纳诺尔建立贸易站，在印度已经有了小小的立足点，现在要扩大这些立足点。葡萄牙人自信印度洋没有任何武装力量能够与自己的炮火匹敌，所以这即便不是赤裸裸的战争，也是炮舰外交的政策。

从曼努埃尔一世给索德雷的指示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船队如此大的规模必将产生的影响和曼努埃尔一世的雄心壮志。索德雷的任务是“守卫红海的出入口，确保麦加穆斯林的船只既不能进入红海，也不能从红海出来，因为麦加穆斯林最仇恨我们，对我们进入印度的行动阻挠也最厉害；因为他们手里掌握着香料，而香料取道开罗和亚历山大港进入欧洲的那些地区”。[1]葡萄牙的地缘政治计划的规模在扩大，也在更进一步。维森特及其兄弟布朗斯（也参加了此次远航）虽然是达伽马的舅舅，但年龄与他差不多。舅甥三人是一起长大的，可能曾在摩洛哥外海一同从事海盗活动。他们同样都是不忌惮动用暴力的人。达伽马还招募了他的堂弟埃斯特旺。这次远航将是他所在家族的事业。

根据已经形成的惯例，新船队出发前举行了宗教仪式。在里斯本肃穆的十字军大教堂举行的弥撒上，达伽马被正式授予东印度海军司令的头衔，并披挂了象征帝国霸业与战争的装束。他身披深红色绸缎斗篷，戴着银项链，右手拿着出鞘利剑，左手拿着王旗，跪在国王面前。国王将一枚戒指戴到他的手指上。

1502年2月10日，在祷告声中，船队的大部分船只从赖斯特罗起航，水手亲属的泪花消逝在风中。第二批五艘船在埃斯特旺·达伽马指挥下于4月1日出发。与之前相比大大扩充的远航队伍中包括一些观察员，他们将作为目击者，记录第一手资料。有些记述者是佚名的，有些则留下了自己的姓名。这些人中有一位葡萄牙文书，名叫托梅·洛佩斯，以及一位意大利商业代理人，马泰奥·达·贝尔加莫。他们都在埃斯特旺的船队里，记载了此次远航的进展，其间，葡萄牙在印度洋的目标从和平贸易变成了武装侵略。

卡布拉尔的船队在南方大洋曾几乎全军覆灭，所以水手们如今对远航抱有畏惧之心。托梅·洛佩斯可能是个旱鸭子，对航海没有多少经验，他描绘了他们经历的天气变化。从马德拉岛——“该地区气候宜人，不热也不冷”——船队前往佛得角群岛，然后折向西南方，进入开阔海域。到了赤道附近，天气开始变得酷热难当，“无论白天黑夜，没有一丝凉意”。然后，夜空中不再出现北极星，炎热渐渐消退。接近好望角时，“天气变得极端寒冷；我们越接近那里，就越冷，我们也更难保护自己。为了御寒，我们用自己的衣服裹住身躯，吃喝很多”。[2]白昼越来越短，缩减到八个半小时，黑夜则长达十五个半小时。6月7日，洛佩斯所在的船于黑暗中突然遭遇暴风雨。船队被打散了。“只有两艘船还待在一起，‘茹利娅’号和我们的船……第三次刮起狂风的时候，风力太猛，我们三角帆的帆桁从中间断了，‘茹利娅’号的主桅也断了……山峰一般的海水向我们席卷而来——这景象让人呆若木鸡……”[3]横扫甲板的惊涛骇浪使得“茹利娅”号开始进水。水手们拼命抽水，使船只维持浮力，同时发誓赌咒，并抽签决定，假如他们能够幸存，哪些人要去朝圣感恩。他们几乎被冻僵，浑身湿透，等待风暴平息。9日，天气好转了：“我们把衣服挂出去晒干，但太阳没有给我们多少热量，我们还没有暖暖身子，就又被无数的浪头打湿了。而且还大雨如注，更是增加了我们的痛苦。”[4]在这段危险的航程中，达伽马的部下向海水中投掷圣物，期望能够安全渡过难关。这一次，所有船只都得以幸存，但在葡萄牙与东方之间往返的旅程始终是对忍耐力的极大考验，始终要承担沉船或倾覆的风险。

葡萄牙人既想在非洲东海岸经商，又想在那里建立安全稳固的立足点，作为中转站，以让在横渡大西洋的艰难旅程中被打散的船队能够重新集结和补充给养。达伽马第一次远航的时候与莫桑比克和蒙巴萨的谈判非常紧张，双方互相猜忌，所以他显然决心采纳更强硬的路线。达伽马对东方外交习惯的微妙和冗长非常不耐烦，同时坚信欧洲的大炮能够让当地人肃然起敬。他还意识到，季风是一种执拗而不可能改变的力量：季风不等人。如果当地人不迅速地服从他，他就要动武强迫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