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卡布拉尔

1500年3月～1501年10月

达伽马回国仅仅六个月后，一支比先前庞大得多的船队准备就绪，即将从贝伦[1]海岸起航：十三艘船、一千二百人，以及佛罗伦萨与热那亚银行家注入的资本。船队跃跃欲试，准备去捕捉东印度的机遇。曼努埃尔一世有时优柔寡断，容易受人影响，有时一意孤行，但1500年时回荡着弥赛亚的预兆，欧洲的目光投向了里斯本。这支新船队，在总司令——贵族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的领导下，是对达伽马前番成绩的快速乘胜追击，旨在赢得物质的优势，以及凭借一场十字军圣战，赢得天主教世界的仰慕。

卡布拉尔的远征标志着葡萄牙人的活动从侦察转为商贸，又转为征服。在16世纪的最初五年里，曼努埃尔一世将派出许多支船队，规模越来越大，一共八十一艘船（有的船只参加了不止一次远航），意图在争夺印度洋永久性立足点的生死斗争中确保胜利。这是全国的极大努力，动员了全部可动用的人力、造船、物资供给，以及抢在西班牙人做出反应之前把握和利用机遇的战略眼光。在此过程中，葡萄牙人让欧洲和东印度的各民族都大吃一惊。

卡布拉尔得以将达伽马远航获取的全部知识付诸实践。出发的时间不再由宫廷占星家计算的良辰吉日来决定，而是取决于季风的规律。路线是按照1497年远航采纳的向西的绕圈，然后利用领航员和船长们的经验，如曾与达伽马一同远航的佩罗·埃斯科巴尔、尼古拉·科艾略，以及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本人。卡布拉尔的船队带了一些说马拉雅拉姆语且已经学会葡萄牙语的印度人。他们的目的是砍掉说阿拉伯语的中间商。改宗犹太人加斯帕尔·达伽马也在船上，他懂得马拉巴尔海岸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另一名改宗犹太人约翰先生（曼努埃尔一世的御医）以天文学家的身份随同船队出海，任务是研究南半球的星相，以为将来的航海提供便利。葡萄牙人过去在卡利卡特只能拿得出让人尴尬的不值钱的礼物，出了大丑。卡布拉尔这次携带了贵重礼物，希望能吸引扎莫林。葡萄牙人似乎仍然坚持相信扎莫林是一位基督徒国王，尽管是不太正统的基督徒。于是，根据教皇的旨意，一个方济各会修士代表团也伴随此次远航，去纠正扎莫林的错误，以便“印度人……能更全面地接受我们的信仰的指导，能够接受我们的教义，得到相关的教诲，正确地侍奉上帝，救赎他们的灵魂”。[2]

商业方面的使命同样重要。船队带上了在卡利卡特开设贸易站所需的人员、文书资源和商品。他们吸取了上一次远航的教训，精心准备了有可能吸引马拉巴尔印度人的商品，包括珊瑚、黄铜、朱红色染料、水银、精制和粗制布匹、天鹅绒、五颜六色的绸缎与锦缎，以及金币。一位经验极其丰富、会说阿拉伯语的商人艾雷斯·科雷亚负责领导商业活动，有一群文书人员支持他，帮助记录资料和记账。这些识文断字的下属人员，如佩罗·瓦斯·德·卡米尼亚（他写下了第一部描述巴西的著作），记述了关于随后一年里葡萄牙人事迹的一些最扣人心弦，有时也催人泪下的故事。

卡布拉尔本人并非海员，而是一位外交官。他接到了一套精心准备的指令，其中一部分是达伽马设计的，旨在平息达伽马在卡利卡特闹出的风波，以便与“基督徒”扎莫林建立安宁且利润丰厚的关系。卡布拉尔掌握的信息比他的前任丰富得多，可以随时参考这份许多页的指令文书，其中规定了在遇到形形色色情况时的各种选择。它还指示他对有可能制造麻烦的敌人要实施强制性的、专横的行动。

1500年3月9日，船队从贝伦出发，按照惯例举行了隆重庆典。人们举行了悔罪弥撒，对王旗（上有五个圆圈，象征着基督身上的伤）祝圣。这一次，曼努埃尔一世驾临现场，将王旗交给卡布拉尔。然后，修士们引领着游行队伍，“国王陪他们走到海滩。里斯本全城人都聚集在海滩上，为自己的丈夫或儿子送行”。[3]他们看向在赖斯特罗外海停泊的克拉克帆船，那里的小艇解开了缆绳，大船的船帆展开。曼努埃尔一世乘船陪同远航船队来到塔霍河口。在那里，远航船只感受到大海的冲击，调头转向南方。

他们利用达伽马的经验，选择了更直接的路线。天气晴朗，他们穿过佛得角群岛时没有停留。海况良好，却突然有一艘船失踪，这令人费解，也是个不祥的征兆。他们奉命按照前一次远航的做法，向西绕一个大圈：“背后有风吹来之后，他们转向南方。如果一定要改变航向，就改为西南方。遇到微风之后，他们应当绕一个圆圈，直到好望角出现在正东方。”[4]他们的圆圈一定比上次更大，因为在4月21日时，他们看到西方“首先出现一座高山，直插云霄，呈圆形，它的南面是较低的土地和平原，有很大的树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