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第5/10页）

罗森塔尔用了八年时间采访联合国的活动。他写了几百篇关于重大问题和争论、权力集团和投票、退席和修好的文章；他写了特里格维·李和葛罗米柯，安东尼·艾登和伯纳德·巴鲁克，联合国的盛大庆典和“小人物”——站在旁边的为发言稿润色的随员，懂得各个民族发式的理发师；他还写了他特别赞颂的一位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爵士。后来有一天贝内加尔爵士在回答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时对他撒了谎。这种谎言是世界上每一个高级外交官在此时或彼时无疑都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说出来的。但对于年轻的罗森塔尔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幻灭的体验——杰出的有教养的贝内加尔爵士像布朗克斯的政治走卒一样撒谎。罗森塔尔痛苦地来找他，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这位印度代表的确很遗憾，多少受到触动，极力辩解说：“可是，阿贝，我是为了祖国的最大利益才对你撒谎的。”

“是的，”罗森塔尔尖锐地回答说，“为了我的报纸的最大利益，我不再问你问题了。”接着罗森塔尔说：“你可以用‘无可奉告’来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

贝内加尔爵士说：“因为你当时就会知道真相。”

在这一点上贝内加尔爵士无疑是对的。但罗森塔尔再不会这样信任一个消息的来源了，尽管他和贝内加尔爵士的友谊很快恢复了。从此以后，当贝内加尔爵士不愿意回答时，他就说：“无可奉告。”

对于任何一项任务来说，用八年时间也太长了。但出于某种不可明说的理由，尽管罗森塔尔极力争取，但他还是没能转到《纽约时报》的一个海外分社。仿佛有某个人在阻止他去海外分社，但他想象不出有任何理由这样做。在他的早期生涯中，这并没有使他烦恼，因为在联合国有各种各样的令人激动的事情。有时在听了一整天的外语和外国口音，看了各种各样的习惯并报道了关于遥远的冲突的讲演和争论之后，罗森塔尔觉得自己的确是在海外，在塞浦路斯或罗得西亚或巴基斯坦——或者是在他特别想去的印度。印度当时在联合国有一个有趣的代表团，不仅贝内加尔爵士，而且许多其他人都有趣。罗森塔尔从一开始就被他们所吸引，对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的社交风格和宗教、他们同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关系越来越着迷——实际上这个地区的一些城市的名字都会使罗森塔尔脑海里浮现出想象中的异国情调，如班加罗尔、孟买、加尔各答、加德满都、乌塔卡蒙德、特拉凡哥尔、开伯尔山口。1954年，在罗森塔尔进入《纽约时报》十年并终于成为《纽约时报》驻印度的记者后，他有一次跋涉了1500多英里，只是为写一篇注明地点的报道：发自开伯尔山口。几年后，在他离开印度并在波兰提高了他的名气之后，罗森塔尔终于发现了他为什么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成为驻外记者的原因。这个发现使他感到震惊。

他是在1959年同悉尼·格鲁森和C.L.苏兹贝格——他们当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一起乘车去日内瓦时得知内情的。在去采访日内瓦的外交部长会议的途中，他们很高兴互相为伴，享受着美丽的风景。谈话非常活跃，而且经常被罗森塔尔提醒格鲁森开车不要太快所打断。接着，突然地，事先没有准备地，赛勒斯·苏兹贝格把话题转换到对1948年罗森塔尔在巴黎碰到的一次事件的严肃反映上。罗森塔尔那一年作为《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办事处的一员来到巴黎，帮助采访联合国大会。一天下午，罗森塔尔回到他的宾馆房间，发现一张20美元的旅行支票在他的抽屉里不见了。他气愤地向看门人报告了这件事，暗示如果找不回来这张支票，他就从他的账单里扣除这笔钱。看门人同样生气，给《纽约时报》的巴黎办公室打了电话，并且把年轻的罗森塔尔的武断做法报告给了赛勒斯·苏兹贝格。

苏兹贝格没有忘记这件事，现在到了1959年，和他的两个同事去日内瓦，他似乎想从他的脑子里摆脱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最终他这样做了：他对罗森塔尔承认，罗森塔尔之所以在纽约的联合国办事处待了那么多年，是因为他的缘故。他解释说，在巴黎的早些日子里罗森塔尔似乎是那种会在海外引起麻烦的人。苏兹贝格漫不经心地承认，他的判断太刻薄，显然是错的，现在他愿意告诉他的朋友罗森塔尔1948年那次宾馆事件的后果。

罗森塔尔听了后，回想起在纽约多年苦苦等待得到一项海外任务的情景，感觉到内心的愤怒情绪在膨胀。他也想到，如果赛勒斯作为海外君主的影响继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话，自己也许根本不会成为一个驻外记者了。回想起自己在法国宾馆那种愚蠢的有点冲动的行动，意识到它的后果，罗森塔尔有了一种既恶心又愤怒的发晕感觉，以致他简直不能抑制自己，或者说勉强压制住自己的情绪，直到他们到达日内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