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第6/10页）

特纳·卡特利奇于1962年春来到东京，观察了罗森塔尔对放弃记者生活、接手《纽约时报》城市版建议的反应。罗森塔尔感到受宠若惊，他没有做出承诺，但表现出了兴趣。他想象自己是《纽约时报》城市版的主任，一个在新闻、工作人员、纽约精神之间起促进作用的人物；一个有更多社交的人，会认识纽约的政治家和商人，艺术家和作家；一个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里最重要的报纸上激发和鼓励记者的人物。他告诉卡特利奇，是的，这个提议有吸引力。

他多年没有生活在纽约，也许是一种优势——他会以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城市，不会被新闻编辑部的传统方法所影响。罗森塔尔意识到，纽约的记者在驻外记者不受限制的一些方面却受到了限制——纽约的大多数记者要么是专家，要么被城市组安排进行每天的采访；而驻外记者在不采访重大新闻时，一般是自己选择自己的题目。罗森塔尔还认为，纽约记者给自己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他极力证明他们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应归咎于这种“体制”。也许罗森塔尔能改变这种消极的态度，能使记者们像开发海外城市一样开发纽约。罗森塔尔相信，曼哈顿或布朗克斯的人正在做的和思考的东西像仰光或阿克拉的人正在做的和考虑的东西一样有趣。甚至想要改变新闻编辑部的“体制”或工作人员对它的态度的事情并不容易，但这很具有挑战性。在卡特利奇看来，罗森塔尔是乐观的，因此卡特利奇对他抱有希望。

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刻，卡特利奇对罗森塔尔的所有想法印象很深，只有一种想法除外。罗森塔尔认为，如果他成为纽约的编辑部主任，他希望不仅控制新闻编辑部从事一般任务的各种记者和专家，而且还要管辖批评家和文化新闻记者，这些人最近在靠三层新闻编辑部西边的墙后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位。这个单位在新闻编辑部里被戏称为“文化峡谷”。它的居民包括这样一些人，如戏剧批评家霍华德·陶布曼、音乐批评家哈罗德·舍恩伯格、艺术批评家约翰·卡纳迪、电视批评家杰克·古尔德、电影批评家博斯利·克劳瑟以及像萨姆·佐罗托夫、理查德·谢泼德、路易斯·卡尔塔这样的记者，还有其他几十个人。多年来这些人员都是在城市组领导之下，但1962年初，特纳·卡特利奇努力破除庞大的纽约官僚机构，改进文化报道，使他们脱离了城市组的管辖，让一个只对主编负责的助理编辑领导他们。现在罗森塔尔提出，如果他负责纽约人员的话，他希望他也能负责“文化峡谷”。纽约的文化、种族和政治生活是他设想的一体化报道的所有部分，罗森塔尔认为，把文化人员从纽约组主任的领导范围里分离出来，会减弱现在请求他考虑的这个工作的意义和可能。罗森塔尔知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要建帝国大厦。然而，他告诉卡特利奇，如果想要操纵帝国，他宁愿高兴地留在东京，管理他那只有一个记者——他自己的分社。但如果指望他接手纽约的这个重要工作，那么他就期望得到必要的条件来实现他在这个职位上的目的。

罗森塔尔当时没有向卡特利奇显示出他不愿意放弃写作，或者更具体地说，他想在某一天为社论版写专栏的秘密野心。赖斯顿和克罗克在华盛顿都写专栏，赛勒斯·苏兹贝格在欧洲写专栏，罗森塔尔已经非正式、非官方地和约翰·奥凯斯讨论过写一个叫作“亚洲”的专栏的想法。但如果罗森塔尔成了纽约城市版主任，他写专栏的梦想也就泡汤了。

卡特利奇离开了东京的罗森塔尔，没有承诺提供给他纽约的职位，罗森塔尔也没有保证如果提供这个职位的话，他会接受它。卡特利奇计划继续去台湾、香港、马尼拉、西贡、新加坡、曼谷，然后是德里。他要罗森塔尔再多想想纽约的职位，并且提出如果罗森塔尔到德里和他碰面的话，他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下。

几周后，罗森塔尔飞到了德里，试探性地提出，他想试试纽约的职位。卡特利奇很高兴，显然这个职位就是他的了。虽然罗森塔尔没有坚持一开始就把文化人员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后来他将对其施压），但他表明了想成为一个专栏作家的秘密野心，卡特利奇以痛苦和讨厌的心情接受了这项条件。卡特利奇仇恨专栏，称它们是报纸事业的“恶性肿瘤”。他宁愿要一种只有新闻，写得漂亮并得到很好解释的新闻的报纸——没有任何专栏，因为专栏使得记者在经常没有什么可说的时候整天无病呻吟，浪费宝贵的版面。卡特利奇极力推销说，如果罗森塔尔把他的全部心思和精力都倾倒在编辑工作上，他每天都会有不止一篇署名文章——40篇、50篇署名文章：罗森塔尔每一个下属的每一篇报道都代表着他罗森塔尔的一部分，他每天晚上都心满意足，每天早上都有新的挑战，除非亲身体验，这是罗森塔尔很难想象到的事情。卡特利奇在结束谈话时强调，他非常迫切地等着罗森塔尔完成东京之行，在纽约开始他新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