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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什么名字？”

“阿贝·罗森塔尔。”

“你现在做什么？”这个人亲切地问。

“我是城市学院的通讯员。”

“你需要打印纸吗？”

“是的。”

“你知道从哪儿能找到打印纸吗？”

“不知道。”

“纸就在那边的那个箱子里。”这个人说，然后走过过道，抓起一叠打印纸，放在了罗森塔尔的桌子上。

“你知道如何打出一篇报道吗？”

“不知道。”罗森塔尔说。

这个人向罗森塔尔说明名字应该排在左上角，并且要用一个词概括报道的主题。

“你知道在完成了你的报道后要做什么吗？”

“不知道。”罗森塔尔说。

“你把它交给站在那边的送稿生。”

罗森塔尔点点头。

“顺便说一声，”这个人说，“我叫迈耶·伯格。”

“谢谢你，伯格先生。”

“叫我迈耶好了。”这个人说。

像其他希望有一天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校园通讯员、送稿生和职员的做法一样，阿贝·罗森塔尔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去参加教会事务，这样他就能为《纽约时报》星期天版写一篇关于布道的简要叙述。有时罗森塔尔和大约其他八个人的这些报道会以精练的规劝和说教占《纽约时报》的半版还多，但除了那些进行说教的布道者和年轻的渴望报道说教的记者之外，这些东西是很少有人读的。这些报道每一篇的长度很少超过五六段。尽管这些报道从来不署名，但《纽约时报》的宗教新闻编辑知道作者是谁。宗教新闻编辑分派任务，并且提醒记者们注意在教会报道中可能显示出来的不虔诚的迹象。

许多后来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男士和女士，起初都是靠采访星期天的布道而得以见报的。他们的每篇报道收入是三美元，这笔钱里还包括从教会来回的交通费，以及对教会慈善募捐的表示——传统的做法是把25美分放进第一次募捐的盘子里，以避开第二次。

尽管能胜任对星期天布道的采访只是《纽约时报》有抱负的人所面临的众多初步检验的一个，本身不像为“时报的主题”写一篇文章或一篇编辑部短文——分别收入25美元和15美元——那么有独特的意义，但不胜任对布道的采访却后果严重。如果一个年轻人不能可靠地采访一次教会布道，那么编辑们就认为，他也许不能可靠地采访任何事情——有时确实是这么回事。错误拼写了一个牧师的名字，布道的话引用的不对或者错误解释了启示，都是不可挽回的罪恶。《纽约时报》有一个送稿生，希望采访一次布道，但又不想参加教会事务，因为这样就用不着捐款了。于是他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教会，走到教堂边上的牧师住所的门前，打算事先向牧师打听一下布道的内容。但他拉响的铃不是门铃，而是火警铃。铃声突然响起，扰乱了主日学校的一个班的课，孩子们都跑到了大街上。这招致了牧师的抗议，使得《纽约时报》的这个年轻人倒了大霉。

罗森塔尔的报道决不会引起这样的愤怒。他勤奋又谨慎，决心不让任何事故阻碍他走向记者队伍的步伐。罗森塔尔在写了几篇优秀的关于城市学院校园生活的文章和几十篇无可挑剔的关于布道的报道后，看到自己作为通讯员第一年写的东西很少被文字编辑修改，于是有一天鼓起勇气来找城市版主任，问问自己晋升为记者的事情。罗森塔尔之所以敢去问，是因为他知道一个过去曾是哥伦比亚大学通讯员的姑娘现在有了一张记者证，这是在她的挎包掉在地板上散落开来时被他偶然发现的。由于看到了她的记者证，罗森塔尔的竞争精神被激发起来。他静静地坐在他的桌旁，注意着城市版主任的每一个动作，等着合适的机会去接近他，既胆怯又兴奋。后来，当城市版主任戴维·H.约瑟夫站起来穿衣服准备离开新闻编辑部时，罗森塔尔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走道来到约瑟夫跟前，不加犹豫地提出：我什么时候会得到提拔？戴维·约瑟夫的反应既不震惊，也不抱有很大兴趣，好像这个问题太微不足道了，没有理由耽误他回家吃饭。“你想成为职员，”约瑟夫漫不经心地说，“好的，你成为职员了。”接着约瑟夫扣好他的大衣，转身离开了房间，留下罗森塔尔傻呆呆地站在那里，惊喜而怀疑地说不出话来。

21岁，成了《纽约时报》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学。他还差四个学分就能申请学位了，但他觉得现在已经和《纽约时报》完全结成一体了，以致他和城市学院的关系似乎成了一种干扰。几年后，罗森塔尔成为《纽约时报》最出色的年轻人，他被城市学院列为杰出校友，一位院长请他给学生们讲演。罗森塔尔解释说他还没能够毕业呢！这位院长说，如果罗森塔尔提交一篇论文的话，是能给他安排学位的。但罗森塔尔没有时间写论文，正忙于采访联合国的日常新闻，最终这位院长要罗森塔尔提交他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罗森塔尔照办了，提交了他在《科利耶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联合国的文章，以此获得了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