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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女人在1928年到1951年间曾为《纽约时报》的几任主编工作过，在这一时期在她面前死去的人她见的多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敬畏地对待她的上司，她开始把《纽约时报》的年轻管理者看作是办公室的小伙计、职员或者更低的人物。但她犯了一个错误，把一位副主编归入了此类，这个人在1951年她的老板死后成了他的继任者。这位新的副主编采取的最初的行动之一就是接受了她的辞呈，接连使用了几个男秘书，这种状况一直到克利夫顿·丹尼尔1964年入主主编办公室，带来了里夫小姐。许多职员都渴望和里夫小姐约会，一些人也的确成功了，但她敏锐的判断力和适度冷淡的方式很快就使他们失望了，只有一个在国际组工作的直率的年轻编辑例外。他很快邀请到里夫小姐共进午餐，后来他们通过《纽约时报》的内部邮件交换小条子，白天在办公室的电话里简单交谈——他坐在新闻编辑室旁边一个柱子背后，这使得他能够偷看到她又不那么显眼，而她却坐在丹尼尔办公室外面的桌子边直接向前看，摆出一副刻板且办事高效的姿态。

《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对追求者而言有些不合时宜：它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的大屋子，从第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占据着《纽约时报》14层大楼的第三层，内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打字机和电话连接起来，几百个人手里握着笔坐着，或者敲击打字机，写作、编辑或阅读着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看起来，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灾难的报道到达这里——仰光的暴乱，坦桑尼亚的骚动，某国的军事政变或者地震。但所有这一切似乎不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这么多的坏消息早就渗透了这个地方的气氛，以致这里的任何人都对它产生了免疫力。这些消息像是一种无害的病毒，漂流进这座大楼，通过这个系统流传，在打字机上进出，经过笔下加工，进入旋转的金属机器，被印在报纸上，装进卡车，分发到报摊，销售给容易烦恼的读者，在世界上引起反应和反行动。但《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居民依然不受影响，无动于衷，他们考虑的是其他事情——爱情，或者对里夫小姐和桌旁的那位年轻小伙子来说是婚姻。一天他们平静地离去，结婚了。后来，在丹尼尔的赐福下，他们回来了，又占据了这所房间里他们的办公桌边的位置，并且以不打扰这里更重要的目标的方式继续进行他们的私人生活，这就是丹尼尔所希望的。

丹尼尔对外貌很感兴趣，这不仅包括一个人的打扮或服装，还包括他从事私生活的方式。丹尼尔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即使《纽约时报》的全部职员都追求着各种各样的快乐，性的或别的什么，他也不怎么介意。但一件事情如何表现，对他来说经常就像它实际的状况那样有意义。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做过的事情，他做事情的方式，他对人们和地方的反应，他对物品的口味，他对女人的选择，不管这女人是妻子、情人还是秘书。甚至他的办公室也反映出这一点：这个房间是英格兰传统风格的，35英尺[注：1英尺约等于0.3048米。]长，18英尺宽，装饰着加衬的条纹帷幕，地面通过一块蓝黑色的花呢小地毯而连接起来，掩饰了通往排字间走道上的沾着墨水的脚印。房间的前面是一个椭圆形的胡桃木会议桌，周围是18把英格兰银行风格的椅子，是模仿一把曾属于阿道夫·奥克斯的椅子做的。在房间的后部，来访者需走很长一段距离，才能抵达丹尼尔的大桌子和他的黑色皮椅。据装饰家说，这椅子是特制的，因为它能把丹尼尔衣服上的皱褶减少到最低程度。

桌子的右边是一扇门，通向一个充满个人情趣的小起居室，墙壁上挂着巨大的照片，记录了克利夫顿·丹尼尔和妻子在白宫得到林登·约翰逊、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接见的情景——这些照片只是丹尼尔夫妇拥有的许多同类照片中的样板，其中一些模糊不清，是杰奎琳·肯尼迪拍的。在这个小房间后面是一间浴室，还有一个小厨房和吧台。在小厨房的墙上是招贴画，显示丹尼尔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曾工作过的国家，如英格兰、埃及、西德、苏联。在这个小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个人的纪念品。但在丹尼尔办公室的大房间里却没有什么是明显个人的东西。这个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反映着这个机构，这里微妙地洋溢着丹尼尔的品位。一边墙上是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并且引起丹尼尔注意的新闻图片，它们被加框放大，并定期更换。在丹尼尔桌子后面的书柜里码放的是许多由《纽约时报》的人写作或编辑的书籍。当这些人到他的办公室时，他们的眼睛总是迅速地浏览一下这些书柜，希望看到他们的书最近被他仔细阅读过。书柜的左边悬挂着报社业主的照片，这些业主在这个世纪里领导过这家报纸，有奥克斯和他的三位继承人。在右边，是四位人士的照片，这些人在他之前担任过主编，这些人代表了他们的时代，并且描写了他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