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告终（第4/13页）

帝国主义，也就是那“旧有的国际分工形式”，在骨子里显然便有一股积极强化核心大国垄断工业地位的倾向。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刻意延续落后国家落后状态的做法，曾在两次大战之间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力抨击。1945年后，新兴起的一批研究各种“依附论”的学者，也对帝国主义的自私心态提出严厉批评。这一类的攻击固然理直气壮，然而矛盾的是，工业建设在早年之所以始终留在老家而不曾向外扩展的真正原因，却正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说得更精确一点，主要是因为当时运输通讯的科技不够完善，妨碍了工业种子的传播。要知道企业以牟利为目的，以资本累积为手段。根据它们的逐利性，若无必要，显然没有非将钢铁生产留在宾夕法尼亚州（州内的匹兹堡为美国钢铁重镇）或鲁尔（Ruhr，德国工业重地）不可的理由。但是工业国的政府则不同，尤其是那些倾向保护主义或拥有庞大殖民地的国家，为保护本国工业，自然会使出全部手段，极力遏止具有潜在竞争可能的对手出现。其实就根本而言，建设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政府也不无好处。但是列数各殖民国家，只有日本在这方面进行过有系统的尝试。1911年并吞朝鲜之后，日本曾在那里设立了重工业。1931年后，又分别在中国东北、台湾两地兴建重工业。日本的动机，在于它看中了殖民地丰富的资源，加上地理位置接近，正可弥补本国原料稀少的缺憾，直接为日本的工业化效命。此外，在作为世界上最大殖民地的印度，殖民政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始惊觉该地工业自给及防御力量不足。于是双管齐下，开始采取一系列由政府保护并直接参与的开发政策，以促进当地工业的建设和发展（Misra，1961，pp.239，256）。如果说，战争使得殖民地官吏觉醒，使他们体会到自身工业不足的害处，那么1923—1933年间的经济大恐慌，更使他们在财政上深受压力。农产品价格下降，殖民政府维持收入的来源只有一个办法，便是提高制造品的关税，连带影响到连由母国（英国、法国，或荷兰）制造进口的产品也难逃高税率的命运。洋商经营的公司在此以前一直享受免税进口的优惠，殖民地在它们眼中虽然属于边陲次要的市场，此时却也深深感到在当地设厂直接产销的必要（Holland，1985，p.13）。不过，尽管有战争和萧条两大因素的刺激，依附性经济世界在20世纪前半叶的生产重点，绝大多数依然停留在直接由土地出产农产品的农业经济性质。两相对照，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经济则开始出现了“大跃进”，原本属于依附地位国家的经济生活，也从此开始了戏剧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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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实际状况而言，亚非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命运，可谓全部操在北半球少数几国手中。各国上下，也都深切体会处处由人不由己的悲哀。更有甚者，（除了美洲地区以外）多数国家不是被西方势力直接占领治理，便是受其辖制支配。人们心里都很清楚，即使本国政府的管辖权犹在（例如“被保护国”、土邦等），保护国代表大人的“忠告”，却不可不仔细聆听。即使像中国这样依然享有独立地位的国家，外人在境内也享有着至高无上的治外法权和征收关税权。外侮如此之甚，逐外之思自然难免。不过中南美洲则不然，该处全数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有美国抱着老大思想，把中美洲小国当作自己事实上的被保护国。美国这种当家老大哥的心态，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以及最后的三分之一时期中表露得最为强烈。

但是1945年以来，原殖民世界已经全然改观，纷纷变为一群在表面上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以今日的眼光回溯，这个情况似乎不但不可避免，也是殖民地人民长久以来期望的实现。就某些有悠久政治实体历史的国家而言，此言自然不是空话。比如亚洲诸大国中国、波斯、奥斯曼，其他或许还有一两个国家，例如埃及也可包括在内。其中尤以由绝大多数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为最，例如以汉族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以及以等于伊朗国教的伊斯兰什叶教派（Shiite）为主体的伊朗。这一类国家的人民，对外人普遍具有强烈的憎恶情绪，因此往往易被政治化。难怪中国、土耳其和伊朗三国，成为由内部爆发重大革命的舞台。然而这三国实属例外，因为所谓建立于永久领土的政治实体，外有固定疆界与其他政体相隔离，内受独一性常设政权的统辖治理，即一般理所当然认定的独立主权国家的观念，对其他绝大多数殖民世界的人民来说，根本毫无意义可言。即使存在，一旦超越了个别村庄的范畴，这项观念便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在拥有永久性及固定性农业文化的地区亦然）。事实上，即使当地人民具有“我群我族”的意识，比如某些被欧洲人以“部落”之名称呼的特定结合地区，既与其他族群共存、杂处并分工，却在领土上分隔的概念，往往不可思议，超出他们所能领会的范围。在这一类的地区，唯一能为20世纪独立国家形式奠定基础的疆界，只有西方帝国侵略竞争之下产生的势力范围。外来的势力将这些地面任意割裂，分疆划域，通常却完全不顾当地固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因此，殖民结束后的世界，几乎全然依照当年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