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告终(第3/13页)

2

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到了帝国时代更为发扬光大,深入全球每一角落,彻底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面貌。自十月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脚步虽然曾在苏联大门口短暂停留,其势却已不复可挡。1929—1933年间的经济大恐慌,因此成为反帝国主义及第三世界争取解放运动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挟带着资本主义而来的北大西洋势力,来势汹汹;任何一个地区,只要在西方商人及政府眼中稍具某种程度的经济吸引力,不论其该地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如何,都将无可逃遁,被卷入世界市场。唯一的例外,只有那些不适于人居住的地区,如阿拉伯的沙漠地带,在石油或天然气发现以前虽然神秘多彩,却因为缺乏经济价值,一时得以逃过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撒下的天罗地网。一般来说,第三世界对世界市场的贡献多属农产品及原材料的供应,包括工业原料、能源,以及农畜产品等。同时也为发达国家资金提供了投资的出路,包括政府贷款、运输通讯和城市的基础建设。若无这方面的建设,从属国的资源就没有那么方便供其剥削了。1913年间,英国四分之三以上的海外投资——当时英国资金的输出,还超出其他各国资金输出的总和——都集中在政府股票、铁路、港口,以及运输方面(Brown,1963,p.153)。

然而,这些从属国家之所以工业化,却非任何人有意的计划,即使在南美国家也不例外。畜牧业发达的南美洲,将当地出产的肉类加以处理,做成罐头以便运输,本是最合理的发展。可是罐头工业的出现,其意并不在帮助南美国家的工业化。说起来,葡萄牙不也有沙丁鱼装罐业及葡萄酒装瓶业?可是葡萄牙并未因此而工业化。该国的工业化,也不是这两项工业建立的目的。事实上,北半球各国政府及实业家对待这些从属国家的主要做法,是以出口养进口,也就是让这些从属国家以当地农产品的收入,换购西方国家制造业的成品。1914年以前在英国控制下的世界经济,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二章)。不过实际上,除了某些由殖民者建立的国家所谓“移居国资本经济”(settler capitalism)之外,一般从属国对西方国家产品的消化并不大。印度次大陆上3亿居民,中国境内4亿人口,皆贫穷不堪,加上本地生产足够国民日常所需,实在没有多余的能力再向外购买任何产品。不过大英帝国运气好,在它称霸世界经济的年头,中印两国贫苦大众的购买力虽小,但是7亿之众的锱铢之数加起来,毕竟还是可以维持兰开夏(Lancashire,英国纺织工业重地)棉纺工业的生意继续运转。英国纺织业利益之所在,与北半球诸国其他制造业没有两样,无非是使得依附性市场对其产品依赖日深,以至走上完全依附之路。也就是让前者始终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型经济状态之下。

然而,不管西方是何居心,他们的如意算盘却往往无法全盘得逞,部分原因,也就出在世界经济社会那股强大的吸引力。本土经济一旦被投入了这股买进卖出的商业社会大旋涡,当地市场便油然而生,连带刺激了当地消费产品的生产活动。而本地的生产设施,购置成本自然也比较低廉。另外部分原因,则由于多年从属地区的经济生产,尤以亚洲为最,原本便具有高复杂度且悠久的组织源流及制造背景,更拥有相当成熟复杂的生产技术,以及丰富优良的人力资源。于是巨型的集散城市,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悉尼,到孟买、上海、西贡,便成为北半球诸国与从属世界联络的典型环节。在进口业务大伞一时的笼罩之下,这些城市纷纷兴起了自己的工业,虽然这种趋势并非其统治者的本意。很长时期以来,进口的兰开夏棉织品不但距离遥远,而且价钱昂贵。现在近在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孟买北边的商业中心)或上海的本地厂家——不论是由当地人自办或是为外商代理——不必花费太多力气,便可轻易就近供应印度或中国的市场。事实上,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地的真实写照,英国棉织业的前途便也就此断送。

马克思的预言显然很符合逻辑,工业革命的火花最终果然传遍了全世界。可是我们在深思马克思的预言之余,却又不得不为另一个现象感到惊诧:直到帝国时代结束为止,事实上直至1970年以前,绝大部分的工业生产,始终不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之门。若打开世界工业地图来看,30年代后期的唯一改变,是苏联五年计划的实施(参见第二章)。迟至60年代,位于西欧和北美的原有工业心脏地带,依然包办了全世界七成以上的总生产毛额。至于“附加性价值生产”(value added in manufacturing),也就是工业性的出产,更几乎高达八成(Harris,1987,pp.102—103)。旧有西方世界独霸的重心,一直到20世纪后三分之一之际,才发生重大并显著的转移,其中包括日本工业的兴起——1960年时日本的生产总额,还不及全球工业总额的4%。因此直到70年代,经济学家才开始著书讨论“国际分工的新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旧心脏地带的工业力量,在此时方才开始出现衰退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