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帝国告终（第2/13页）

与本土传统两相映照，这一切的改革计划，甚至包括其中的政治组织与形态——使依赖他人生存者追求解放，令落后贫穷者奋力进取——所有的灵感理念，全部来自西方：自由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世俗的政教分离主义（secularist）、教权主义（clericalism），还有资产阶级社会用以进行公共生活事务的种种形式——新闻界、公共会议、党派、群众活动。种种新思想、新制度，虽然有时不得不假借社会大众信服的宗教口吻推行，根本上却都出于西方。这种现象，意味着20世纪在第三世界发动改造之人，事实上只限于当地居于少数的优秀人物，有时甚至少到屈指可数的地步——因为在这些地方，莫说处处不见民主政治的制度以及必要的教育知识，甚至连初级的识字程度也只限于极其少数的阶层。印度次大陆地区在独立以前，90%的人口为文盲，认识西文（即英文）者更是凤毛麟角——1914年前，3亿人里，大约只有50万懂得外文，也就是每600人中仅有1人。[2] 即使在教育程度最高的西孟加拉（West Bengal），独立之初（1949—1950），每10万人中也只有272名大学生。可是这个数字居然还是北印度心脏地区的5倍之高。然而，这群天之骄子人数虽少，发挥的影响力却极为惊人。英属印度之下最主要的行政区之一孟买（Bombay Presidency），到19世纪末，该区38000名祆教男子里面，四分之一以上娴熟英语，难怪个个成为活跃于印度次大陆的贸易商、工业家、金融家。而1890—1900年间，经孟买高等法院核准办案资格的百名律师之中，即包括日后独立印度里两名最重要的领袖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和印度独立后的首任副总理帕特尔（Vallabhai Patel），并有巴基斯坦未来的国父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Seal，1968，p.884；Misra，1961，p.328）。在西方教育之下，这批精英在本国历史上发挥了全方位的作用。作者本人就认识一家人，可以充分证明这种现象之一斑。这家人的父亲，是位地主暨业务发达的律师，也是英国统治下有地位的社会人物。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曾在外交界任职，后来并荣膺省长之职。母亲则是印度国大党于1937年间成立的地方政府中的首位女部长。4个孩子均在英国接受教育，3个曾经加入共产党；其中一位日后成为印度陆军总司令，第二位则成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第三位历经一番动荡政治生涯之后，成为甘地夫人政府中的一名首长，至于第四名兄弟，则在商界一展身手。

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表示深受西方洗礼的优秀精英，对于外来文化价值观便毫无异议地一切照单全收。国外事物虽同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个人之间的观点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从百分之百的吸收同化，到对西方深刻的不信任，什么情况都有。然而在疑纳之间，却都深信唯有采用西方的新制度及新发明，方能维系本国特有的文明。各国现代化运动中，推动最有力且最成功的例子，首推日本明治维新。然而日本之维新，事实上并不以日本的全盘西化为宗旨，却在保守传统日本的再生。同理，第三世界的维新之士所寄于西方者，不在其表面的理论文字，却在其本身寄寓的言外文章。因此，殖民地纷纷独立的年代里，社会主义（也就是苏联式共产主义）很受刚从殖民政权解放的新政府的欢迎。不单单因为反对帝国主义一向是城市左派的主张，更由于苏联的计划性工业化模式深得其心。在它们的眼里，苏联式的计划可以使落后的本国进步。这项目的，远比解放本国大众更为重要——且不管这一国的穷苦阶级，到底该如何定义（参见第十二章）。同样，巴西共产党虽始终推崇马克思的学说，并主张超越国界的工人联合；但自1930年以来，强调建设发展的“民族主义”，却成为该党党纲的一项“主要成分”，其受重视之程度，甚至与工人利益相冲突也在所不惜（Martins Rodrigues，p.437）。总而言之，这些一手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的领袖人物，不论是有意无意，更不论其目的为何，现代化，即对西方模式的仿效，往往是这些人达到目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

第三世界的精英分子，在思想观念上与一般平民百姓有极大的差异。精英与平民之间唯一的共通点，往往只剩下对白人种族主义（即北大西洋白人）的同仇敌忾。但是就这种被歧视的心理而言，下层社会的匹夫匹妇（尤以“匹妇”为甚），被洋人歧视的感受反不如上层人士为深，因为下层阶级的小老百姓，在本国社会的身份地位一向就不如人，与肤色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伊斯兰世界，则有共同的信仰维系上下众人——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一律蔑视——不过在其他非宗教性的文化里，就少有信仰共系一国之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