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共御强敌（第6/19页）

可是，真正使西方重要的民主国家——例如英法两国——抗敌意志削弱的症结所在，却不是民主政治的运作，而是上次大战的悲惨记忆。这段伤痛，不论是选民还是政府，举国上下都痛铭于心，永远不能忘怀。因为那场战争造成的冲击，不但史无前例，而且无人幸免。若以人命计（而非以物质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对英法两国来说，远比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为大（参见第一章）。因此它们不计任何代价，务必防止这类战事的再起。只有在用尽一切政治手段，却依然无计可施之下，方才会诉诸一战。

然而，各国这种“不愿开战”的心理，却不可与“拒绝作战”一事相混淆。不过法国身为上次大战交战国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此时军中的士气，确已因此大挫。参战各国，没有一个是兴致勃勃、快快乐乐去的，即使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在另一方面，所谓完全无条件的和平绥靖论调，虽然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流行一时，却从来不曾成为一场普遍的群众运动；到1940年，更完全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上对于“基于良知理由的反战人士”虽然相当容忍，但是事实上真正“拒绝作战”的人数却也少之又少（Calvocoressi，1987，p.63）。

至于非共产党的左翼众人，自1918年后，对战争及军国主义的残酷行为更是深恶痛绝，比起1914年以前的厌战心理，其厌恶程度更甚（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但是尽管反战，不计代价的和平理论仍是少数人的看法，即使在反战呼声最强的国家法国也不例外。1931年在英国主张和平主义的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由于一场意外的选举混乱，发现自己变成英国工党的领袖。到1935年，却又被迅速无情地赶下领袖宝座。英国工党与1936—1938年间由社会主义者领衔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不同，我们不能责其不够坚定，缺乏对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该责备的，却是其拒绝支持实施必要的军备措施，例如重整军备、进行征兵等可以彻底发挥抗德作用的备战措施。同此，共产党人虽然从来不会为和平言论所诱，却在这一点上，与英国工党政府同样失策。

左翼阵营在当时，其实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就一方面来说，众人虽战栗于“一战”的阴影，并对未来一战怀有不可知的恐惧，如今却因反法西斯的声势浩大受到鼓舞，因而动员起来。法西斯主义本身，具有强烈的战争意味，足以使人起来与之决一死战。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对法西斯徒有对抗，却不诉诸军事行动，分明难有成功之望。更进一步来说，若想单凭众人的坚定意志，以和平手法使纳粹德国甚至墨索里尼意大利覆灭，这种想法等于妄想。这不但是对希特勒的本质太不了解，对德国境内的反对力量也寄予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而言之，凡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当时便都很清楚一个事实，那便是最终不免一战。不论策划何种方案，以求避此一祸，大家也知道终属徒然。犹记得当时众人的内心深处——作为历史学家，作者也不得不求助自己的记忆——都料定战争一定会来，都知道自己必将走上战场，甚至为此送命。作为法西斯的反对者，大家都知道，一旦大战爆发，别无选择，只有走进战斗队伍。

然而，左派人士在政治上两难的局面，并不能用来解释其政府失败的原因。因为有效的军备措施是否实施并不在于政党政治中国会的决议，甚至在某一时期政客们对选举的顾忌也不能决定一切。但是各国政府，尤其是英法两国，实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伤害得太重。法国经此一战，筋疲力尽，已到了严重失血的地步，国力之弱，可能连战败的德国还不如。自德国复兴之后，法国更瞠乎其后，若没有盟国撑腰，可说什么都不是。而其他唯一与法国有同等利害关系，可与之携手的欧洲国家，只有波兰以及继承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各小国。但是这几个国家实在太弱小，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法国举全国财力，下全部赌注于区区一线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这是以一名不久即为人所忘的部长之名而命名——希望借此可以像当年凡尔登（Verdun）一役，以大量伤亡遏制住德军的攻击（参见第一章）。除此之外，法国人唯一的指望只有英国，1933年之后，更只有指望苏联。

而英国政府呢，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在根本上的虚弱。在财力上，实在打不起另一场战争。在军事上，英国也不复拥有一支可以同时在三大洋及地中海作战的强大海军。与此同时，真正让英国操心的倒不是欧洲，它最头痛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这支力量不足的军力，挽回自家在地域上前所未有的庞大但实质上却濒临解体的帝国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