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的明媚与深沉（二）

汪兆铭借受审的机会，反驳了所谓主流舆论对革命党的责难，意犹未尽，他还主动分析革命成功会不会削弱国力，从而引致列强瓜分的风险。他认为至今中国未被瓜分，只是“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并非中国有什么“自全之道”，一旦均势打破，则或瓜分，或侵略，或保全，皆受人主宰，丝毫不能自主。积弱如此，再不思以革命立宪强国，则要走上“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的道路。至于企图靠联美联俄这样的路子，保全发展，则“非于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上有大变革”，俱属奢谈，因为“有两强国同盟者，而决无以强国与弱国同盟者”，此系常识，不可违也。

以上简要介绍了兆铭的供词，如果读者有心，会发现一个新问题，那就是，他这些话对清廷说有用吗？不待智者而决之一点儿用都没有。哪有赤手空拳请皇帝离开宝座而能成功的？国史上没有，万国史上也没有。兆铭是智者，也是强者，六年前就剪掉了辫子，如今还要暗杀摄政王，怎么会相信对牛弹琴能有效果。然而他毕竟说了这么多，究竟要说给谁听？可以想象，全国人民是他的目标听众，但是，这番有理有据而且煽动性特强的话，清廷至愚，也知道不该放出来请民众鉴赏。事实亦如此，及至民国建立，才由前清司法大臣绍昌披露了这份供词。

不过，他这些话，其实早就说过，所谓“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看看他任主笔所撰重要社论的题目，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革命之决心》，即知所述与供词无大差别。只是，他当年写这些文章，主要是为了批驳康有为与梁启超，并非向清廷喊话。供词所谓“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论者又曰，故为政治革命计，为以速开国会为唯一之手段”，又谓“以为今已预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皆可借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药”“其罪实通于天也”，云云。这些被他树起来批驳的靶子，其实都是康、梁一路人。当时，梁启超主笔《新民丛报》，主张保皇改良，兆铭主笔《民报》，呼吁革命，双方在日本展开舆论大战。启超以“新民体”闻名于世，是在早期为《新民丛报》撰文时博得的盛誉，然而，在日本与兆铭恶斗，平心而论，无论逻辑文笔与情感，启超皆要败下阵来。

说来，梁启超与汪兆铭都是清廷的敌人，都受通缉，何以不结成同盟，非要“自相残杀”？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那就是兆铭文章固然写得更有道理，事后论文更觉得他这一派更加正确，无奈受众的数量却不如启超。受众少，则政治基本盘不大，基本盘不大，则不论举行起义还是募集经费，都得不到支持，往往以失败告终。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兆铭受孙文之命赴荷属文岛筹款，不但华侨解囊者少，从国内逃亡而来的革命同志也渐渐失去信心，“颇怀不满”，最终大受排挤，无功而返。同时，老同志如章炳麟、陶成章，另立光复会，造作谣言，攻击革命党，既减损了同盟会的声望，也削弱了同情者的支持。当此内忧外患交并之时，据其妻陈璧君云，兆铭“虑无以对慷慨输将（按，谓捐款）之同志”，乃秘密组织暗杀团，“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振奋天下之人心”。

然而，兆铭潜入国内，临行作书留别孙文，说自己这次去搞暗杀，“目的在于破敌，而非在于靖内变也，所以靖内变之道，亦不外于此”，语虽委婉，却可见当时同盟会高层已经认识到，内变比外敌更可怕，更难应付。所谓内变，一为章陶叛立，一为筹款艰难，而之所以如此，皆因同盟会行动无效果（多次起义失败），文章得罪人（以革命论调与康、梁论战自然吓跑不少观众），道路越走越窄，前途越来越渺茫。兆铭痛定思痛，得出结论，当前僵局甚至败局，已“非口舌所以弥缝，非手段所以挽回，要在吾辈努力为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那么，超乎舆论公关与政治手腕的实际行动，除了去北京干一票，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兆铭以前是反对暗杀的，甚至连留日学生罢课回国这类行为都嫌激烈，今则不但为革命正名，还要为革命献身，可见局面糟糕到了什么地步。然而，他对暗杀是否成功没有把握，即能成功，他对效果如何也有疑虑。弱者使用暴力，虽有正当要求，亦更容易被舆论视为恐怖分子，此系革命时期的常态，兆铭早已了然。但是，计无所出，除了暗杀。暗杀若能惹出动静，小则令天下不满于清廷的人注意同盟会，乐于捐助；大则一击即中，引发连锁反应，幸成翻天覆地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