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的明媚与深沉（一）（第2/2页）

三月十五日，兆铭自被捕后再次受审，作供词洋洋数千言，当得起“理直气壮”四个字。

首先，他力辩没有同党，举事者只有他一个人。当然，黄复生在另一处受审，也是这么说的。审讯官虽不形颜色，读这两份供词，想来心里也要说一声佩服。

其次，他不为过往的言论辩护，只说：“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按，《民报》重要社论大皆为兆铭所撰，读者稍一浏览，即知他所谓“生平宗旨”，只有“排满革命”四字，而在清代，此即大逆不道之罪，必须砍头。）

然后，他借答问的机会，将以前写作的重要题目，向审讯官，同时也想向全中国，做一回简明扼要的介绍。毕竟《民报》在日本出版，国内流传不广。临死不忘宣传“平生宗旨”，绝不妥协，此殆孟子所谓浩然之气也。

兆铭作供，恍若一篇时评。

譬如，如何看待预备立宪。时论或谓“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兆铭驳曰：“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

从各国成功立宪的经验来看，未经革命，则不能立宪，“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民主立宪如法国如此，号称君主立宪如英国亦如此，“法学者谓英国之国体虽同君主，而以其政治而论，实为民主政治，非虚语也”。然而国人惯以东邻为师，说日本是“最重君权之国”，立宪之后，既不限制君权，又能伸张民权，实在是好办法。兆铭则以为，日本宪法固然看似比英、德更维护君权，然就事实而言，维新以前，幕府有权，天皇虚位，经过倒幕之役，则“国事皆处决于倒幕党之手”，天皇不过拱默受其成而已，“是故日本之宪法，以法文而言，大权总揽于君主，而以历史而言，则其国家权力发达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大权固不在君主也”。

而且，英国为当代宪政之母，德国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日本经历了废藩倒幕的大变动，此皆中国所无者。而中国所有的，是数千年的专制传统，于今为烈。不过，时移世换，朝廷发现维持专制独裁的难度越来越大，于是动了歪脑筋，倡言立宪，要用宪法来巩固君权。但是，“各国之立宪，其精神在于限制君权，而此所言立宪，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然则吾侪谓如此立宪，不过为君主权力之保障，为政府之护符”。试问，这样的立宪，要它何用？

又如，如何看待速开国会。时论或谓“当国会已开，则民权日已发达，故为政治革命计，为以速开国会为唯一之手段”。兆铭则说：“为此言者，可谓惑之甚也。”因为立宪若不能真正限制君权，解除专制，则国会实际代表的还是皇帝，而非人民，试问，“如是之国会，而欲其能与政府争权界以为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接下来，他又举例，证明权力来源若无更变，“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只会得到三种结局。一是“国会为君主之傀儡”，如土耳其；一是“国会为君主之鱼肉”，如俄罗斯；一是“国会为君主之鹰犬”，如安南。（按，越南古名）他不禁要反问并谴责，谓“请愿（速开国会）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实通于天也”。

正因为不信任清廷主持的预备立宪，更不敢寄望于与清廷关系密近的人呼吁速开国会，他总结陈词，才说：“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当然，他说应与政府死战，是强调革命党不怕牺牲，而非暗示革命之后杀敌方全家。因为如果清廷真心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专制权力，“如其立宪，则无论为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皆不能不以国民平等为原则”，是则满汉一体平等，同受法律管制，并无人身安全的隐忧。至于清廷，只是失去独裁与专制的权力，相较于历代鼎革之际皇室的遭遇，如“愿汝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汝奈何生我家”之类，灭门之前发出的这等哀号，两相权衡，“其利害相去当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