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场网红”王闿运

永失我爱

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听闻老朋友毛鸿宾升任两广总督、郭嵩焘署任广东巡抚，一直郁郁不得意的王闿运决定去广州度岁，聊以排遣满肚的不合时宜。到得广州，该见的人见了，该喝的酒喝了，乃受人邀宴，去妓馆做个彻底的放松。他写信给妻子，描述粤省欢场的情状：“凡倡女野客，多乐隐蔽，独此邦中，视同商贾：或连房比屋，如诸生斋舍之制；或联舟并舫，仿水师行营之法。卷发高尾，白足着屐，胭脂涂颊，上连双眉。当门坐笑，任客择视。家以千计，人以万数。弦歌撮声，尽发鸠音。远游之人，窈窕之性，入于其间，欲抱虎狼。”

广州的开放前卫，令闿运瞠目结舌。素已养成的审美观，令他无法接受这些梳高髻、穿拖鞋、化浓妆的豪放女。在喧哗的妓馆内，他感到孤独；无独有偶，在场另有一人，亦形落寞。这是一位南宁歌女，蹙眉不语，楚楚可怜，闿运怪之，问她为何一脸愁容。此女柔声答曰：刚搬家不久，下午回旧寓取什物，也不知为什么，便觉悲从中来，无限伤心。这个回答，没头没脑，适如言情小说所谓“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众人听了，哄然大笑，莫不说这个小姐有点儿呆。闿运不然，他是诗人，天生哀乐过人，闻此莫名其妙之语，大为欣赏，当筵赋诗一首，以为定情。此诗云何，已不可考，鄙意其风味，较之晏小山那一阕“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当极相似。第二年春天，闿运便带她回到长沙，娶为长妾。这位女子，便是莫六云。

这段韵事，不久便在湘、淮两军高层中传开了，这些人大都是闿运的故旧好友，于是，“俱腾书相告，以为谈柄”。闿运因此十分自豪，一待要向外人介绍他的如夫人，便会说，此女来头极大，“惊动六省督抚”矣。当然，妾之佳恶，并不能以高官追捧做标准，终视乎德容颜工的评分情况才可论定。我们先看闿运如何评价六云的容貌。他的朋友丁取忠有个“好窥观人家姬”的习惯，闿运娶妾，丁氏自然要看一眼，可也就看了一眼，闿运欲让他再看一眼，他却死活都不愿意了。于是，闿运说：“貌可知矣。”然则，闿运对六云的爱，不在颜貌，而在才德。

王、莫共同生活近二十年，闿运日记中记录了六云的很多言行，即此观之，六云确是贤女子。作为读者，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六云的一句话。其时，一夜春雨，庭院中海棠尽谢，夫妇二人共赏落花，若有感触，良久，六云说：“春雨愁人，富贵离别者甚；秋雨愁人，贫贱离别者深。”闿运曰：“然。”

请为交代此段对话的背景：第二年，闿运将北上，再次会试。闿运之志向甚大，闿运之心性极高，虽有一帮不富则贵的朋友随时可以援手，他却宁愿选择一条堂堂正正的道路：考进士，点翰林，实现做“帝王师”的夙愿。只是，他的科举功夫实在平常，欲得一第，难度不小。而此时他已三十九岁，这次再不考上，“四十曰强而仕”的理想便将落空。于是，他处身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名满天下，却没有功名；交纳英豪，却自惭形秽。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余正居富贵贫贱之间，所谓出入苦愁者矣”。明了这层背景，再回味六云那句话，妙于形容之才，温柔蕴藉之性，一览无遗。

十三年后，六云弃世。依然“居富贵贫贱之间”的闿运再一次感到“离别”的巨大悲伤，遂在梦中（据其日记，窃以为托词耳）许下一愿：余誓与六云生生世世为夫妇。

通奸受罚

按清代法律规定：凡纵容妻、妾与人通奸，本夫、奸夫、奸妇各杖九十（《大清律·刑律·犯奸》“纵容妻妾犯奸”条）。美国史家卜德（Derke Bodde）解读这条法律，说，贫困是犯罪的原因，“在妻子是丈夫唯一或者说唯一可以出卖的财产的社会中，这类犯罪真是太普遍了”（《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所言不差，在《刑案汇览》—清代乃至传统中国篇幅最巨编辑最精的法律案例汇编中，便收录了几十桩因贫困而纵妻通奸的案例。读过这些案例，不得不长叹一声，“哀生民之多艰”。

光绪五年（1879年）春，王闿运受总督之聘，担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因孤身入川，“浣濯须人”，遂请朋友介绍一个佣妇。闰三月八日，罗氏来应聘，经闿运面试满意，“令留供缝纫”。初时，外间有些闲话，说院长与佣妇“同居”，有伤风化。然闿运“平生不喜宋学（按，谓理学）”，认为请一个妇人帮忙洗衣服做家务，不是什么怪事，“世人多鄙暗之行”，淫者见淫，才“以此为怪”。数日后，与罗氏谈其家世，则不仅坚定了闿运聘人的决心，更令他对妇人生了敬意。罗氏云其夫已死，誓不再嫁，外出打工是为了赡养公公—公公虽仅四十几岁，然双目失明，无以为活（按，以此可推知罗氏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下）。闻言，闿运叹曰“此妪竟贞节孝妇，可异也”；并进一步推测，罗氏正因怀有节孝之心，才能“坦然直入书院群雄之丛”。如此，宾主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