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与巡抚的“宫斗解密”

清代地方首长，以总督、巡抚为尊（按，新疆、东北等地，未设行省以前，不在此例），然而，总督与巡抚相较，谁是老大呢？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是从一品，巡抚（加兵部侍郎衔）是正二品；总督辖地有至二三省者，巡抚则只管一省；如此，则总督似为巡抚的上官，巡抚得听从总督的号令，总督是老大。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总督与巡抚，特别是同驻一省的督、抚，为了谁当老大，常常打得头破血流，以致满城风雨，朝野不宁。此即清史上有名的“督抚同城之弊”。

督抚同驻之城有四：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驻福州，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驻武昌，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驻广州，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驻昆明。若要为四座城市各写一部政治史，那么，督抚之间的斗争绝对要占不小的篇幅。举几个典型案例，稍作说明。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那彦成与广东巡抚百龄不和，那彦成抓住百龄“非刑毙命”的把柄，告他的御状，导致百龄被下放到实录馆，当一份闲差；接替百龄的是孙玉庭，与总督也处不好关系，乃以“滥赏盗魁”的罪名将那彦成告到北京，那彦成因此被遣戍新疆；十年之后，百龄败部复活，又做了两广总督，孰知他“恩将仇报”，竟以“奏报不实”参劾玉庭，搞得他下岗待业。这三位都是公认有操守的能吏，他们之间的争斗或被称为“君子攻君子”，尚且如此残酷，倘若“小人攻君子”，那非出人命不可。

咸丰初年（1851年），湖广总督吴文镕就被湖北巡抚崇纶摆了一道。崇纶抬出皇帝的招牌，逼迫文镕在军伍不齐、补给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出阵，导致文镕丧命沙场。此后，发生在昆明的事情更恐怖。咸丰、同治年间，云南省爆发回民起义，巡抚徐之铭暗通叛军，将与其意见不合的前抚邓尔恒及总督潘铎杀害，其间，还有一个总督张亮基，被他吓得数次告病求退，以速离云南为幸。其他，如两广总督瑞麟先后赶走郭嵩焘、蒋益澧两任巡抚；湖广总督官文弹劾湖北巡抚严树森，旋即自己被继任巡抚曾国荃弹劾，终于罢官；张之洞在两广、湖广任上分别与倪文蔚、谭继洵闹别扭。等等事例，层出不穷。可见，无论贤不肖，只要做了同城督抚，那就是一对冤家。

既然同城督、抚之争历久不息，愈演愈烈，满朝文武以及皇帝就没发现这个问题？他们不傻，特别是清朝的皇帝更不傻，他们早就发现了；不但发现了，这个局还是皇帝有意酿成的。

总督与巡抚，在明代只是一种临时差事，由皇帝钦派至地方，处理突发事件；到了清代，督、抚才成为固定职位。原则上来说，总督负责军务，巡抚察吏治民；总督对巡抚有节制之权—节制二字，不是今语直接领导的意思，而只有监督、指导之义；巡抚也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和行政权限。若二人各安其分，似无冲突。然而这只是表象，实际情况是，承平日久，哪还有什么军务；若无军务，总督贵为封疆，岂不无事可做？于是，不甘闲放的总督就会对巡抚“侵权”，干涉所在省份的人事、财政与司法。总督若是“君子”，这种行为就叫“勤于王事”；若为“小人”，则是“假公济私”。然不论公私，他要横插一杠，巡抚既受其节制，绝不能直接抗拒，于是，只有私下里祭起神通，间接抵制。以此，势成水火，礼尚往来，同城督、抚不斗起来，那叫不正常。可这一斗，不就影响了地方的治理吗？最高长官的精力花在内讧上，临民治事的效果必然打折扣；“天王圣明”，岂有看不清的道理？但皇帝仍欲维持这个局面，不轻更动。

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理想状态是在君主专制下施行绝对的中央集权，最忌讳的是“权柄下移”“外重内轻”。地方上如果只有一个最高长官（俗云“土皇帝”），行政效率固然提高，但地方权力随之凝聚增大，必然对中央政府造成压力，政权稳定甚或受到威胁—小则对中央政令讨价还价，大则称兵肇乱。此类历史教训，皇帝莫不烂熟于心，哪敢掉以轻心？如此，则怎么防止地方权力的集中、增强？最善之策，莫过于打散或混淆地方权力，让任一地方长官都不能独大。于是，一省已设巡抚，再给他配个总督，让他俩闹别扭，终日厮斗，通过“互相稽查”，以收“示维制、防恣横”之效。

此外，督、抚同城之城，也非随意确定，试比较福州与杭州、武昌与长沙、广州与桂林、昆明与贵阳的战略地位，即知有深意焉。可见，同城督、抚之斗争，既有外因（皇帝以中央政府的稳定而牺牲地方行政的效率），也有内因（人与人斗其乐无穷），几成必然之势，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