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离婚未遂案

同治元年（1862年），郭嵩焘应李鸿章之招，至上海，就任苏松粮储道。其时，嵩焘四十五岁，结婚二十六年的陈夫人逝世不到一年，即有人为他张罗续弦的事。如孙士达，便说，江南大乱之后，“浙江仕宦之家避乱上海，子女沦落”，其中适合娶做老婆的颇有几位，譬如会稽徐家，“有女美而才”，在家乡相亲（“择配”）超过二十回，迄未订妥，现在逃难，择偶条件大约会降低一点儿，“为君求配，或当见允”。嵩焘矜持，未置可否，而士达热心，一月后再见，即云女方有意思，并向嵩焘催取庚帖，一旦八字不冲，就准备穿媒人牌皮靴了。孰料嵩焘自觉报国任重，何暇家为，抑有歧视小家碧玉之心，乃答曰：“当时亦戏言耳，事端繁重，心更惮之。”

旁听者为近代史上著名改革派思想家冯桂芬，也是热心人，插一嘴，说，真要再娶的话，钱鼎铭有个妹妹，挺合适。钱家是不打折扣的望族。远的不说，只说鼎铭父宝琛，尝任湖南巡抚，是嵩焘的父母官。鼎铭自己，未来也官至巡抚，而在此前，他跑到安庆湘军大营，在曾国藩前长跪不起，痛哭求援，愣是让国藩改变了进军路线，派出李鸿章新建淮军，直抵上海，以克复常州苏州为首务—当然，鼎铭不仅带去了眼泪，还带了大笔银两。这边厢，嵩焘一听钱家有女，虽然口头说了句“不求美，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实则“自觉称心”，早已心许矣。

随后，嵩焘升两淮盐运使，旋奉署理广东巡抚之命，在赴任前定下这门亲，并于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廿一日，在上海举办婚礼。只是，新妇过门，他的观感却是：“多言狂躁，终日叫呶，有类疯癫，貌更凶戾，眉目皆竖。”且未洞房，钱小姐借口大姨妈来了（“月事姅变”），廿四日就去了娘家，廿八日才回来。而在这段时间，嵩焘的感受竟是“钱氏回家四日，始得安寝”。接下来，“钱氏喧哄逾甚，终日不倦”，嵩焘慨叹“真劣妇也，不可教训”。哪怕上了去往广东的海船，钱小姐仍然“喧哄类疯癫”。九月初十日，船至广州，此后，“钱夫人终日喧哄，并痛詈鄙人，秽恶万状”。嵩焘从骂声中识别夫人的心意，原来是要“回沪”，于是在七天后同意她的要求，“诟谇之声稍息”。廿二日，钱小姐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据郭氏日记）。

对这段孽缘，嵩焘的终极解决方案是，“罄其嫁装及所有衣服，寄还其家，以书告绝，始终未成婚也”。此处“未成婚”或谓没有肌肤之亲，然而，在上海举办婚礼，那么多观礼人会这么认为吗？

以上俱是郭嵩焘一面之词。他有手写回忆录《玉池老人自叙》，身后由儿子辈公开出版［光绪十九年（1893年）］—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单行本，《郭嵩焘诗文集》（1984）亦未收入—但是，手稿有一节专讲与钱氏的婚事，刊本却经删节。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俞大纲在《史地杂志》公布了这段文字，20世纪60年代初，黎泽泰也披露了这段文字（《玉池老人自叙校勘记》，载《湖南历史资料》1979年第一辑），二者皆自手稿抄出，录文略有异同，不害文义。坊间郭氏传记，如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1971）、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1993）、王兴国《郭嵩焘评传》（1998）、孟泽《洋务先知郭嵩焘》（2009）诸书，于此荒唐事或叙或不叙，于此未刊稿或引或不引，要皆偏听偏信，以嵩焘遇人不淑为论定。唯曾永玲《郭嵩焘大传》（1989），略采第三方证词，质疑嵩焘的选择性记忆，然亦浅尝辄止，不得其详。鄙人不贤识小，广征舆论，作逐影诛心之文。

嵩焘密友曾国藩对这件事有一番痛斥。他在三年后评价嵩焘抚粤的作为，说：

即如弃妇一事，妇始入门，其老妾命服相见，为妇堂下坐而妾居上，此岂知礼者所为乎？比至粤官，与夫人、如夫人绿轿三乘入署，第二日夫人大归，第三日即下勒捐之令。持躬如此，为政如彼，民间安得不鼎沸？（赵烈文同治六年七月初五日记）

“大归”，即古曰出妻，今语离婚。不过，国藩记忆稍有问题，说抵粤第二日钱夫人就回上海，这肯定错了。然而，国藩消息灵通，说郭钱上海大婚当日，嵩焘的小妻（“老妾”）邹氏着“命服”，踞上座，要给新来的大妻一个下马威，让他印象深刻，应是实录。而抵粤上任，嵩焘不仅携带明媒正娶的夫人，还要捎上不宜外交的妾妇，招摇入署，完全无视当时当地的风俗礼节，则暴露了他的败德（“持躬如此”），以致无以服人（“为政如彼”即勒捐富户）。以此，未来嵩焘被左宗棠参了一本，巡抚免职，国藩一点儿都不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