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的性格与命运（第2/2页）

回到湖南，嵩焘心灰意冷，誓不再出，日以修志读礼解庄为乐，似已彻底捐弃了“褊急”之病。但是，当他听到左宗棠逝世的消息，仍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公负我，我不负公。”至死也不原谅老朋友。其实，细按史事，即知左郭交恶，关于公事者八九，因性格矛盾而产生的误会，微乎其微。嵩焘非要念念不忘，仍是“褊急”本色。他又在回忆录《玉池老人自叙》中历叙自己推举曾左的功劳，自诩安邦治国之才，而慨叹生平际遇不及二人，以致未能建功立名，末云：“生平学问文章，勉强可以自效，而皆不甚属意，惟思以吾所学匡时正俗，利济生民，力不能逮也，而志气不为少衰。”表面上，达观知命，究其实，还是一肚子牢骚，依然“褊急”也。

当然，这个毛病，嵩焘何尝不自知。他总结平生，即云：“吾性卞急，于时多忤（《萝华山馆遗集序》）。”平心而论，嵩焘之德行学问，超迈时流，尤其对外交的见识，堪称海内一人而已。但是，天生“急遽”，怎么也改不好，因此，所遇不合，郁郁而终（自题像赞云“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西谚云性格即命运，殆谓此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