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文青的吐槽记忆

所谓晚清四大日记，这个品题应该是金梁首创，他编了一部《近世人物志》，汇抄四部日记中的月旦评，分系诸人，各成小传，自谓“知人论世，发潜搜隐，实可补正史所不及”。有趣的是，四大日记主人中的李慈铭与王闿运，默默在日记里互相吐槽，可为文人相轻这个永恒的题目添一些谈资。

李慈铭（1829—1894），字炁伯，号越缦，浙江会稽人，四十二岁成举人，再十年中进士，六十六岁考取监察御史。王闿运（1833—1916），字壬父，号湘绮，湖南湘潭人，二十岁成举人，终身不仕，七十四岁，以“湛深经术，淹贯礼文”，特授翰林检讨，入民国，任国史馆馆长。比较二人简历，可知慈铭“一生偃蹇”“浮湛郎署”（日记中语），垂老考取御史，却不想旋踵而殁。闿运则是少年成名，会试虽然不售，而文名藉甚，结交尽老苍，俨然高大上，兼得长寿，居然国老。二人际遇也有相同的地方，一则“《儒林》《文苑》，胥为通儒”，一则潘祖荫、李鸿章与张之洞是他们共同的好朋友。唯闿运自少年即遨游于公卿间，从旧时代的权臣肃顺、曾国藩，到新世界的伟人袁世凯、谭延闿，皆有交情，此则慈铭所不能比。以此，慈铭骂人特狠，“陷于匪人而不自知”（日记里的自我批评），或可理解。

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廿五日，张之洞请慈铭赴宴，饮酒论学，听说同席还有闿运，慈铭“辞以病”。而前此的三月廿八日与五月朔日，分别在天宁寺与龙树寺有两场大局，闿运先后做了主宾与主人，慈铭亦皆与会。看来，闿运在派对里给慈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到了眼不见为净的地步。

第二年四月初六日，慈铭完整记录了对闿运的观感：“王君之诗，予见其数首，则粗有腔拍，古人糟魄尚未尽得者。其人，予两晤之，喜妄言，盖一江湖唇吻之士。”之所以有这段评语，是因为之洞聊到当世诗人，特别欣赏闿运的“幽奥”与慈铭的“明秀”，至谓南王北李，“一时殆无伦比”。之洞是诗坛大鳄，如此许可，本应高兴才对，慈铭却认为之洞尽管是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确属胡说八道，而当面不好意思直斥其非，回家不得不在日记里记上一笔，否则无以泄其悲愤。而论闿运其诗其人云云，则表示在慈铭的心中，闿运不过是个混混，毫无可取之处。

至于“江湖唇吻”，具体是一副什么嘴脸，可以参考张佩纶写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佩纶是爱玲的祖父、鸿章的女婿）。其时，闿运致书鸿章，畅论夷务，鸿章将这信转给佩纶，请提意见。佩纶才大如海，又讲求新学，对闿运的信大不满意，斥为“腐儒之经济，门客之游谈”，并说闿运写写信打打秋风也就罢了，倘敢当面瞎说，“佩纶当手捉松枝，力折五鹿之角，令其目瞠舌挢而去”。佩纶说闿运是“腐儒”而为“门客”，只求讨口饭吃，绝不能责以实效，这正是“江湖唇吻”之评的正解。再者，说闿运不谙洋务也就算了，信末，佩纶竟说：“篇中好用庄子。庄子大有作用，不是无用者。不但不知洋务，亦复不知庄子。名士如画饼，此辈是也。”闿运一生治学，颇以能注庄子自喜，而佩纶竟连这一点也给否定了，无乃太苛。佩纶以中法之战败绩论遣戍，闿运在日记中常以“张军犯”称之，是谑耳，究未如佩纶在背后如此诋諆，近乎虐也。

《湘绮楼日记》评论慈铭则宽厚多了，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五月二日记：“看李老友撰潘伯寅墓志，虽不得体，亦尚不俗。”而在《越缦堂日记》里找这么一条不是完全否定的内容还真不容易，所仅见者，大概就是这条了：“此人盛窃时誉，妄肆激扬，好持长短，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人海佹客一辈中物也［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二日］。”慈铭心中的恶人排行榜，状元必是同乡同龄的赵之谦，他对之谦已经恨到了“安得一贤京兆一顿杖杀之”［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初三日记］的程度。今人知之谦为近代艺术大师，而他一辈子也很困顿，科场不售，仕途不顺，与慈铭同病，而慈铭毫不同情。然则前谓慈铭看不惯闿运过得比我好才去骂他，许是说错了。而闿运只有与之谦一起受批斗，才能收获几句褒语。当然，酷评家说某人“稍知读书，亦较通顺”，实是极高的赞语，这倒是古今一揆的，受者闻言可以暗爽矣。

不过，口味容有差别，学术毕竟有公论。蔡元培说，“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鲁迅先生全集序》，1938），论者或以为这是绍兴人的阿私之言（郑秉珊《赵之谦与李慈铭》，1943）。大学者如章太炎，则说晚清文章，“闿运能尽其雅”，一举压倒吴汝纶、严复与林纾诸人（《与人论文书》），汪辟疆则以闿运为湖湘派领袖，拟为近代诗坛的托塔天王晁盖，而慈铭的座位只是天富星李应（《光宣诗坛点将录》）。不得不说，评骘诗文，主持风雅，章、汪的意见要比蔡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