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吐槽录（第2/3页）

抢人方面，当时最重要的将领王錱，转投骆秉章；最有潜力的塔齐布，则忠于曾国藩。二人勉强算是平手。当然，决胜疆场与运筹帷幄都很重要。武将以外，还得抢文职参谋。其时，最有名望也最有才干的参谋长人选，当然是左宗棠，遗憾的是，他选择留在湖南，为巡抚服务；另有郭昆焘（近代名人嵩焘之弟），是理财第一高手，也选择在地方工作，不去远征。综而计之，抢人，国藩输了。

其次则须抢钱。国藩善写奏折，哭穷本领大，博得皇帝的授权，硬生生从湖南的财税收入割走几片肥肉，获得启动资金。此外，在省内交通要道设点征收厘金，获得长期有保障收入，能够支持军队的可持续发展。而向在籍高官、地方素封之家劝捐，也是筹饷的主要办法。只是，“劝捐”二字说得好听，一旦执行，往往成了“勒捐”。试想，草创阶段，国藩既不能给人颁发文凭，也不能给人发放官衔（这两种执照例由户部、吏部颁发），人再有钱，也不会听劝啊。所以，国藩只能耍无赖，搞勒捐。

勒，就是绑架勒索的勒；谁家有钱，又不听劝，则绑了他家的人，让他家花钱来赎。陶澍，湖南安化人，前两江总督，当时已过世，留下孤子陶桄主持家事。国藩向陶家劝捐，陶家不给，国藩即遣人捉了陶桄，声称为富不仁、不念国恩，且有勾结地方匪类嫌疑，需暂行羁押，配合调查。他用这招勒索了不少湖南的大户人家，都能得手，却没想到，陶家不是善茬儿，令他得不偿失。

得，是陶家终于屈服，出钱免灾。失，则谓国藩拿了这笔冤枉钱，还没焐热，就被各方势力联手赶出了长沙。陶桄的姐夫，叫胡林翼，还好，没因此与国藩叫板；可是他的岳父—左宗棠则对女婿的遭遇大致不满，要讨还公道。事隔多年，国藩淡淡地说：“左季高（宗棠）以我劝陶少云（桄）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致仇隙。”而在当时，动静可不小。

名义上，宗棠只是巡抚的幕客，用今天的话说，不在编制内。实际上，宗棠拥有巡抚的权力。他任免官吏，调遣军队，分配财物，审讯案件，甚至自行草奏，盖用巡抚公章，鸣炮发送，而在此过程根本无须向巡抚请示。不知道的以为湖南巡抚是骆秉章，明事儿的就知道湖南巡抚是左宗棠。

国藩难道不明事儿？他有苦衷，太缺钱了，为了钱，只能装作不明，只能装作不知道陶家与宗棠啥关系，对宗棠的女婿也是绑架勒索了再说。既然如此，宗棠也不跟他客气。当然，高手过招，不露形迹，宗棠不会傻到直接批评曾国藩的勒捐行为—说实话，他也干过这种事。宗棠的反击，是全力维护湖南官场的权益，尽量不让曾国藩占到便宜—他作为巡抚的首席智囊，在其位谋其政，无可厚非。于公，巡抚骆秉章乐见事态如此发展，于私，他与宗棠同气连枝，连带着对国藩也不讲礼貌。所以，国藩才说“骆吁门（秉章）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都是堂堂大员，咫尺之隔，竟然连见面说几句客套话这样的虚文也不讲了。双方势成水火，可以揣想。

结局大家都知道，省城官场在巡抚的默许下，对国藩群起而攻，国藩扛不住，只能逃往衡阳，另起炉灶。至于四年后，国藩从江西回来，宗棠借题发挥，痛斥他不忠不孝，论者或认为这是曾、左交恶的开篇，其实错了。唯有国藩知道得最清楚，他们哥儿俩的梁子，早就结下了。

吐槽乩仙

测字、看相、寻地脉、观天象、茅山法，诸凡种种，皆属所谓“封建迷信”。据说，稍具科学素养的现代人，都不信这一套。只是，在今天，谈星座、玩塔罗牌、讲求风水的人，遍地都是。这些玩意儿，即使由计算机程序演算，又能比“封建迷信”先进到哪里去？尽管前辈时贤的这类消遣都不怎么科学，然若亲身经历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又不得不信几分“迷信”。鄙人固然见过几桩，不过，遵圣人之教，谨守“不语禅”，只介绍一件曾国藩的落后事迹。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九日，国藩在籍守制，一日，听说老九（其弟国荃）家请了乩仙，不由兴起，“步往观之”。一去，只见亲戚邻人围住沙盘，各问功名，扫兴的是，乩仙根本无视，沉吟不答。再三请教，乩仙才画了九个字：“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这几个字的意思是说，请作一篇题为《偃武修文》的赋，而这篇赋限用闲字韵。围观群众问功名，乩仙不正面回答，却出了一道作文题，大家纷纷摇头，表示压力很大。国藩不愧是博闻强识的学者，最先反应过来，说：“这是一条旧灯谜，打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