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作家汤鹏

晚清益阳人中，官做得最大的是陶澍，事功最显赫的是胡林翼，“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曾国藩语）。

汤鹏（1801—1844），字海秋，九岁能属文，十四岁补学员，道光二年（1822年）举人，第二年连捷成进士，以主事分礼部，时才二十三岁。道光十年（1830年），充军机章京，极受大学士曹振镛赏识，担心他在“冗众”的礼部受到遏抑，特奏调至户部，旋擢贵州司员外郎。道光十五年（1835年），充会试同考官，时年三十五岁。对这样一位少年巍科、高才博学的年轻官员，舆论皆以为“不日月跻津要得美仕也”，然而汤鹏不走寻常路，“自赀求为御史”，做了一名言官（王拯撰《行状》）。

这年八月，工部尚书宗室载铨，在检查公务时，将本部司员嵩曜误认作“家里人”。所谓家里人，是指旗人虽须服从皇帝，然而也要敬礼所在旗的旗主，旗主则视本旗之人为家人，当然，家人听上去不错，其实另有个称呼则是奴才。然而嵩曜并非载铨的“家里人”，闻言觉得受了侮辱，回头就向长官具呈代奏，告了御状。道光帝认为“载铨措辞过当”，而“嵩曜负气具呈”，都有错误，遂将二人分别交给宗人府与吏部议处，结果载铨照例议罚职任俸一年，嵩曜照例议罚俸九个月，各打五十板，了了此事。但是，到了十月，汤鹏重提旧事，率先奏称，载铨处分过轻，请再交宗人府量加议处，并请将嵩曜处分宽免。宣宗大怒，批评汤鹏“率意渎陈，于奏定准行事件，妄议改更，无此政体。且赏罚为朝廷大权，岂容臣下妄行干预”，若此，“实属不知事体轻重，不胜御史之任”，遂命汤鹏卸任御史，仍回户部（据《清实录》）。

回户部，汤鹏升任江南司郎中，管理军需局，并被钦点为陕甘乡试正考官，可知圣眷未衰。而圣眷之所以未衰，大概与当朝大佬对他的爱重有关。而之所以爱重，则因为大佬们特别喜欢他的制义。

有一条笔记，记录汤鹏在考场上的机智，久为人知，云：

寿阳祁相国寯藻，督学湖南，邵阳魏默深源，益阳汤海秋鹏，皆其所激赏。道光癸未（三年），汤魏两先生均赴会试，至都谒祁。祁语汤曰，海秋之文何其冗长，不如默深短炼佳也。是科，祁充会试总裁，题为《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汤入场，忆师言，文特简括，后比连用三字句。寿阳得之，曰，此魏默深也。亟录之。比揭晓，则益阳汤鹏也。（陈锐《袌碧斋杂记》，载《青鹤杂志》一卷二十一期）

祁寯藻于道光二年（1822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次年任湖南学政，至六年卸任。而道光三年（1823年）会试，考官是曹振镛、汪廷珍、王引之、穆彰阿，祁寯藻并不在列。可知祁寯藻不可能在三年会试前夕在京指点汤鹏如何作文。这条笔记是张冠李戴了。

汪穆二位老师，先后为汤鹏的八股选集作序。汪序［道光七年（1827年）］自谓“生平不轻为人序文”，实在是有感于汤鹏“天才固多，而人工亦非其所少焉”，才愿意向世人介绍这种既是“自成一家之文”，又是“不名一家之文”的佳作。穆序［道光十七年（1837年）］则谓汤鹏“闱中之文，朴遬浑坚，浏亮顿挫，余固心焉许之”，而学与年增，才不少却，俨然已到了韩愈所说“能自树立，不因循”的境界，因此愿意大力揄扬。其序还透露了一条书市的消息，谓汤选自七年刊行，“几于家有其书，人有其篇”。此语不虚。道光十二年（1832年），邵懿辰初至北京，即“见书肆间市汤君海秋时文，善琱绘物情而举以大义”（《汤海秋哀辞》），印象深刻。

文章写得好，且能畅销，诗也不错。龚自珍撰《书汤海秋诗集后》，谓汤诗可以一个“完”字做评语。其词曰：

何以谓之完也？海秋心迹尽在是，所欲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要不肯挦扯他人之言以为己言，任举一篇，无论识与不识，曰：此汤益阳之诗。

当然，龚自珍说的这个“完”字，是对汤鹏而言，并非对诗艺而言。从汤诗或能见到完整的汤鹏，然而未必能代表完美的诗艺。他在《己亥杂诗》里为汤鹏写了一篇，云“觥觥益阳风骨奇，壮年自定千首诗。勇于自信故英绝，胜彼优孟俯仰为”（第廿九首）；“勇于自信”四字，褒贬已在其中，恰如前揭的“完”字。汤鹏的湖南老乡傅熊湘，借着龚自珍的评语，说汤鹏“自负甚厚，至谓合于性天，出入于风骚而不苟作”“惟骏快之作，常觉有发露太尽之感，转不如驽缓者之纡徐可思”，至于整体水平，则“七言古乃似尤西堂，其次亦不过为常人语而已”（《钝安脞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