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流亡政府”的“恐怖主义”

“义勇军”组建

在非常局势下如何生存、如何反击，才是当务之急。于是，产生了组建“义勇军”的构想。

构想是这样的。布政使江国霖、按察使周起滨与番禺知县李福泰赴惠州，组织惠、潮义勇，为东路军；盐运使龄椿、督粮道王增谦与南海知县华廷杰赴佛山，号召肇庆等地义勇，为西路军。

既欲建军，首要之事在于筹饷。诸人算账：当时广州政府在金融业的投资，可以迅即收回的有十四万两；东莞、顺德等县存谷十余万石，折算银价，可得小十万两；盐、粮等部门存留现金亦有十万两；三项“综计，可定三十万”之数。此外，随着战事进行，尚可发行“公债”，保证“源源接济”。

有了钱，还得有人。江、周等在职官吏不能公然出面领导义军。因为巡抚既与侵略军“共治”广州，朝廷亦未对英、法宣战，则中外“议和”仍有一线可能，倘若地方官贸然行动，导致局面进一步恶化—譬如英法增兵全面侵略中国—谁能担此重责？以此，须挑选合适的“绅士”，让他们指挥军事，其时，在籍侍郎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僖、工科给事中苏廷魁诸人，与中央有联系，在地方有威望，顺理成章成为义军领袖。而实际作战，则以林福盛之香山勇、邓安邦与何仁山之东莞勇及陈桂籍之新安勇为主力，其后，诸勇联合起来，组成广东团练总局，以花县为指挥中心。

人财俱备，然后制定战略，简言之，即“先礼后兵”四个字。首先集合五万大军，驻扎在广州西北，“振作军威”“按兵勿战”；随后派翻译入城，与敌军商议“退城条约”，敌军同意，皆大欢喜，倘不同意，则不惜一战。战，以前述林、邓、何、陈所带之勇为主力，约一万人，强行攻城，并安排“死士”埋伏城内，以期“内外夹攻”。

定计的主角，是南海知县华廷杰。当时巡抚柏贵虽是傀儡政府名义负责人，其实被英法联军软禁在抚署，不能与外交通，而布政、按察等高阶官员，或被洋人控制，或已逃出省城。留下来的官员，且行动稍能自主，以官秩论，则只有华廷杰与李福泰两位知县能做首领了，他们也当仁不让，互相勉励：“留则隐忍偷生，事易，去则经营克复，事难”“此后卧薪尝胆，不济则以死继之”。

“流亡政府”的成立始末

广东团练总局必须接受更高一级政治机构的节制，这个政治机构，就是由钦差大臣黄宗汉领导的“流亡政府”。在本国领土设立地方政府，固然不能称为流亡政府，然在省会以外设立省级领导机关，则称为流亡政府就不算过分了。

宗汉在广州陷落、叶名琛被俘虏后，经清文宗任命为两广总督，自北京出发，赶赴广东。临行前，文宗接见宗汉十数次，面授机宜，据宗汉透露，这个锦囊妙计是八个字，曰：“用民剿夷，官为调停。”略为解释，即“（广东）百姓发出义愤，与他（按，谓英法联军）为仇，于钦差未到以前，先打一大仗”，令洋人尝到苦头，然后，钦差出面，“与之讲情讲理，或稍施惠（按，即赔款）”“以作圆场”。这个算盘打得不错，只是，人在途中，广东局面已变。

百姓虽经团练，究非正规军队，难与敌军抗衡。再者，前述筹饷之事，全盘落空。政府资金被联军冻结，未能如愿提出；发行“公债”，民间捐款，则毫不乐观，因为，“民情初闻剿办外人，似颇欢欣鼓舞，及临时又多退缩”。细审之，捐款无多，并非人民不爱国，而是人民爱国得有个说头。现在，一没有朝廷对外宣战的圣旨，二无广东官方的公告，人民怎会稀里糊涂拿出私房钱，交给身份不明的“局绅”“练首”？谁知道官老爷拿这钱，是去买了军火，还是抽了鸦片？所谓“古今天下，人情皆然”也。

宗汉不是庸吏，他明白，要组织百姓起来爱国，最要紧是跟百姓讲真话，政府不能首鼠两端，明里议和，暗里交战，其间，却拿百姓的钱不当钱、命不当命，百姓不傻。因此，要让百姓捐钱出力，“若非广为提倡，恐鼓舞不起”。今既身为钦差，“提倡”“鼓舞”之事，只能由宗汉挑头来做了。但是，宗汉真去做了，那么局面就变成“官率百姓与夷战矣，非出诸民间公愤也”，既能战胜，洋人亦“必泄愤于四口（按，谓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个通商口岸）”，甚而危及天津、北京。届时，皇帝怪罪下来，区区一个钦差，又如何受得住？

然而，不做，则民气抑郁，官威不申，国格大损，也会遭到皇帝的痛斥。前任两广总督，“浪战”如林则徐，受了处分；“不战”如叶名琛，也受了处分。宗汉找来找去，竟找不到榜样，彷徨无地，不知计将安出，回首平生，“不知造多少孽，故贬至此遥遥万里，想起来泪涔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