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态·一‖

广州共治话汉奸

叶名琛无好名声

咸丰八年（1858年）的广州，已非清廷控制的广州，而是外国“代管”的广州。

广州是中英《南京条约》划定的“通商口岸”，但是，这份条约的中、英文本有个显著的区别。中文本允许一般英国人居住“港口”，只有官员才能进驻“城邑”；而英文本则谓不论官民，凡为英国人均得入住“城邑”，也就是说，任何英国人皆有权进入广州长期居住。同时，法、美等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其国人亦有权在广州长期居住。由于文本差异，清方与外国长期争论不已，最终演变为一场战争—此亦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部分。

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十四日，“广州这座高二丈三尺宽一丈八尺周长十九里多的华南名城，只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就陷落了”。然而，攻入广州的英法联军，总计不过万人，“如何统治这座不屈的城市，如何对付成百万广州及其近郊的不屈的人民”，这是一个问题。

城陷时，身在广州的清方高级官员有总督叶名琛、将军穆克德讷、巡抚柏贵、布政使江国霖与按察使周起滨。叶名琛（1807—1859）与其他高官皆于侵略军入城后被抓捕，然而，只有他一个人被流放至印度，客死异国。因为在广州入城问题上坚持“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方针—严格地说，这并不是叶名琛自订的方针，而是当时舆论对他的误解—他不仅被清廷唾弃，也为侵略军所痛恨，更成为谈史者的笑柄。

但是，据当时的《香港日报》评论，广州陷落后，英法联军在如何统治这座城市方面碰到最棘手的问题，竟是“叶名琛的威望是否仍然使广州人怀念他”？这位“勇敢、果断”的总督，极有可能成为抵抗组织借以号召民众的象征符号。因此，为了保证“善后”工作顺利开展，“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同时，英国驻华公使额尔金（1811—1863）也担心“叶名琛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恢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

一个阶下囚，竟有如此影响力，不得不令人反思叶名琛在他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何种形象，是否真如前揭民谣所描绘的那么不堪。正是基于这种反思，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察，认为叶名琛的漫画式形象并非真实的历史写照，“仅仅因为叶名琛最后是失败了，所以他同包令（1792—1872，时任香港总督，也是叶名琛在‘夷务’方面的对手）共同具有的这种气质（‘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就被歪曲得无以复加，使他受万众唾骂”。不过，说明成王败寇的道理，兼为叶名琛洗冤，并非本文的主旨，想了解更多的朋友可以参看黄著《两广总督叶名琛》。所以，在此提及他的冤情，是为了反映英法联军治理广州的困难。

汉奸须论资格

叶名琛既然对广州人具有影响力，不妨将他送至国外软禁。然而，送走他以后，仅凭英、法两国之人，仍然“无力统治广州城”，联军指挥官相信，“只有中国人的机构才能维持秩序”。也就是说，只有让叶名琛的同僚—巡抚、将军等人—出面安抚民众，才能稳定局势。

额尔金明言，“没有柏贵的协助，企图管理广州是困难的”“假如柏贵被（清廷）撤职或是受到（联军）虐待，所有下级官员非常可能弃职逃亡”“我们将在没有任何行政机构的情况下管理一个数十万居民的城市，而且几乎无法与居民对话（当时只有三个翻译）”，因此，必须控制柏贵，“使他成为我们手中无足轻重的工具，又不损害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这一番话，是殖民主义者的心声，也是设立傀儡政府的宗旨。这个傀儡政府的治理架构，正是遵循这个宗旨而建立起来。简言之，即在“广州联军委员会”的严密监管下，由巡抚衙门出面，处置广州的日常事务。

额哲忒·柏贵（？—1859），蒙古正黄旗人，起家知县，自咸丰二年（1852年）任广东巡抚。他与总督叶名琛的关系，就像清史上绝大多数同城督抚一样，钩心斗角，面和心异。及至大难临头，各走一边，遂是自然而然的事。叶名琛在联军入城后，犹未“屈服”，认为“讲和”“或给以银钱”“都无不可”“独进城一节断不可许”；仍然一厢情愿，望联军在获得赔偿后退出城外。让不让外国人入城是原则问题（基于《南京条约》中文本），赔款只是经济问题，孰轻孰重，叶名琛自认拿捏得准。柏贵不然，他不管原则，只关心如何解决目前的尴尬。以此，联军入城次日，他就与广州将军联名发布安民告示，“明言两国议和，不必惊慌”。

对联军来说，他们也要坚持原则（《南京条约》英文本），是否入城根本不容再行讨论，何况大军业已入城，以此，他们认定柏贵是一个合适的合作对象，并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提出与柏贵进行“实质性”合作的四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