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第3/23页）

注30 阎崇年《袁崇焕籍贯考辨》，载《学术论坛》1981年第1期。

注31 转引自汤锦程《北京的会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8页。

注32 这里佘女士所说父亲的名字与上篇访谈中所说不同，可能一是名，一是字。

注33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八一，乾隆四十八年五月戊申。

注34 张江裁：《袁督师遗事汇辑》卷五“袁督师后裔考”。

注35 孟森：《袁督师后裔考序》，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123—125页。

注36 参见王钟翰：《论袁崇焕与皇太极》，载《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112—131页。

注37 见2015年4月14日北京电视台青年频道的一台节目，参见本文前注。佘女士唯一的女儿焦颖因担心已经坐轮椅的母亲仍然坚持每周去袁崇焕墓清扫，而与父母发生矛盾，她不同意他们继续守下去，不希望他们继续为这事伤脑筋、费心思，认为她不应该整天只想着这一件事，而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注38 一城(伯欣)系指濮伯欣，民国初年人。新华，指新华宫，袁世凯在此称帝。

注39 《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13日。

注40 这一说法最先由黄一农先生在其专著《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书中提出。该书的简体字本，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注41 李金龙、孙兴亚：《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下)，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1421—1422页。

注42 乐崇熙是二房乐东屏的儿子，他的弟弟名乐崇祺。

注43 这里指的书即定宜庄、张海燕等：《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北京出版集团2014年版。与乐崇辉先生见面时，我即把这本书送给他。

注44 乐崇辉先生的母亲姓张，名张兆莹，据乐崇辉访谈录记：“小时候曾听闻母亲是旗人，但是已无法求证。”见《乐辉居士访谈录》(后同)，50页。

注45 乐崇辉的父亲是十五老爷乐咏西，十七老爷是乐东屏，十六老爷是乐懿芝。据《乐崇辉居士访谈录》：“我父亲和十七老爷是亲兄弟，他们两人未分家时，最初之合作是既不称‘永仁堂’，也不叫‘怀仁堂’，而取店号为‘颐龄堂’。”

注46 乐崇熙为同仁堂乐家第十三代传人，同仁堂四大房中的二房乐东屏(十七老爷)之子。

注47 关于永仁堂：永仁堂是乐咏西(乐崇辉的父亲)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开创的，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路东的东安市场西门，并且在今内蒙古包头前街路北、山东烟台北大街路南开设了两个永仁堂分店。由乐咏西任总经理。1942年乐咏西病逝，乐元可继任经理。1949年初北京解放后，乐元可将永仁堂经理之位交予乐孝先，他自己退出，独自在东城干面胡同开立恒仁堂。恒仁堂开设不久就匆匆结束了营业。1956年，据乐崇辉引当时报道：“国药业有十四家药店的二十四个资本家，把房屋二百五十四间账外存款以及保存多年甚至几代的珍贵药材八百多斤都拿出来投入企业。永仁堂国药店经理乐孝先，曾开七次家庭会议，说服妻子，把账外的五十多个制药厂房，投入公私合营企业。”永仁堂公私合营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改为国营，名为百草药店。“改革开放后则以永仁堂和百草药店两个名称并用，待王府井大街重建东安市场新大楼，永仁堂搬到王府井大街西边(原在东边)，后来在灯市口大街也开了一间，不知为何之故，此时将永仁堂改为永安堂，是否知道乐家后代还有人在台湾吗？”(12—15页、22页)

注48 何思源曾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1946年任北平市长，曾参加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解放后任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女儿何鲁丽自1984年起步入政坛，1988年任北京市副市长。后来又担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注49 这一段的讲述，与乐崇辉访谈录中所述略有出入，兹将访谈录的内容转引如下：“我的表哥李铁钧，湖北人，我在抗战逃难时，在山西大同遇见他，那时我还年轻，他带着我到处走走玩玩，彼此有点感情……表哥在部队是低级军官，平日我常接济他，民国三十七年底，某日，表哥私下同我谈，要不要和他一起走？去不去香港？他认为局势已经不行……”乐崇辉说，他本也想走，但路费怎么来呢？“因我二哥的女儿乐倩，由于女孩子家在大家族里不受重视，对她似乎有压力，虽然准许她念书，但仍是看不起女生，回来还是得做很多家事与帮忙，她心底不平衡，就吃安眠药自杀。当时我去德国医院看她，我母亲有些黄金戒指和金饰，恐怕也有十两之重，就托我交给她，欲让她治病，救她性命，但没来得及给她，没两天她就过世了。她过世后，这些金饰我并没还给母亲，恰好成为我和表哥前往香港的路费。”(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