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滨口述（第4/14页）

后来我那大姐就走了，给她钱，大洋，让她办年货去，拿着钱就颠儿了嘛。

南：上解放区了，逃婚。

滨：我上门口看，哎哟就哭啊，我哭了好几天，找我姐姐。那回折腾得够呛。

定：您大姐为什么逃婚呢？

滨：订婚了，订婚还搭席棚了，那是一个教员，回民，得找回民哪。我大姐就一条件，说得大学毕业结婚，他们那边同意了，然后他们那边催婚，我大姐不干了。这是一个因素，再一个就是“一二·九”抗日运动，这两个因素搁一块儿。寒假的时候，就办年货嘛，她就从张家口那边出去，绥远，热河的东边，顺着长城这么走。我舅舅那时候来了，他跑绥远去找了一通，她刚跟交通前脚走，后来才知道是前后脚儿。她后来一直在山西、太行山一带。“牺盟会”注232。没上延安。她走以后就改名了，免得牵扯家里头。好家伙家里就开始闹，先开始不好意思，觉得有失体面，这家的大小姐跑了，后来就登寻人启事。她这一走，老头老太太挺伤心，乱了一通。老太太等于少一帮手啊，里头外头都能什么，功课也好。注233

“一二·九”的时候我哥哥他们都参加了，在那之前就弄那些个唱片，什么“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就是这个，我就是听他们唱会的。领导他们的好像是张承先，注234那时候可能是大学的学生吧。我哥哥让人给抓起来了，公安局就给我们打电话，说三爷，管我父亲叫三爷，您那公子在我们这儿呢，先关两天。我们家就给他送包子去。然后我父亲给他软禁在家。我父亲管子女就知道软禁，软禁值个屁。

定：您哥哥后来就参加共产党了是吧？

滨：对，他后来是地下党。到上海嘛。她(李南)妈妈后来不是也上上海了吗，李德伦那时候在上海，跟黄宗江啊，石挥啊他们，她就去了，去了就在莫斯科电台做播音员，有时候弄个文艺节目什么的，原来是替别人，替着替着就成正式的了，也拍个电影什么的。她绝对是什么都不过脑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设计的衣裳总是跟别人不一样，标新立异。

[萧成：闺女大了，得找婆家了，那个刘媒婆整天就往这儿跑，黎频也觉得在家里待不住了，就到上海去了。公开走的，就说到那儿看哥哥去了，结果去了就不回来了。李德伦后来(从上海)去延安，黎频没去延安。]

后来我那个不得烟儿抽的姐姐(指六姐萧成)也走了，上解放区，太行山那一带。他们几个都是底下疏通我母亲，他们走都是留封信给我母亲，然后颠儿了，就是老太太知道这些事。就是我大姐走谁都不知道。

定：你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子女怎么后来都革命去了？挺有意思。

滨：这个很简单哪，家里如果说你女孩儿，就供你上小学，男孩儿顶多到初中，高中都不一定让你上，你家里要是有买卖就继承这个祖业，就不一样了。

定：你妈就能舍得这些孩子都往那地方去？

滨：我母亲那真邪了门儿了。

定：你们家这种回民在北京是不是挺特殊的？

滨：……不知道，因为周围也没那么多回民青年。

3.童年生活

滨：我是什么呢？我是捡来的，应该起名叫李捡。有一次我父亲跟几个朋友回来要钱，说要买什么彩券去，家里就几十块钱，我母亲还不愿意给他，结果买了中一头彩。这么着到了东北，在哈尔滨在那儿生的我嘛，要不我也不会在那儿生，又一女孩儿，又家道中落，中一头彩，我父亲给我起一字曰东举。他们都没有号，我父亲给我起个号。

定：就是觉得您带了好运。

滨：啊，他们都没有字，李德伦都没有。

南：可是他们也有别的名字啊。

滨：嗨，那叫经名，他们都记得他们的经名。《李德伦传》里有，都写着呢。注235我把我经名忘了，说了多少次总记不得，我不知道我的经名。

定：头彩不少钱吧？

滨：可能吧，还和人分了，不是一人独吞的。1929年，我母亲怀着我就上东北去了，想在那儿找事。我父亲(在长春)一直没找着事，到秋天我舅舅调到哈尔滨，我们全家又都跟着到哈尔滨。当时我舅舅是中东铁路的俄文翻译，等于是高级白领。注236我舅母那个打扮，就像二三十年代初你看那苏联的电影，头发烫着，出去坐马车呀，家里的保姆都是俄国的。他们家有6个孩子，3个表哥，两个表姐，一个表妹，我那表哥表姐表妹呀，尤其那个表妹，根本就不会说汉语，吃饭不会拿筷子，整个一个“酸黄瓜”。然后我舅母做果酱做得特棒，拿大玻璃瓶子。到七八十年代还托人从哈尔滨秋林注237给我带马林果酱。我们家从小就吃牛肉片炒洋葱啊，肉丝炒胡萝卜啊，就是在哈尔滨跟我舅舅有关系。一般人家不吃洋葱跟胡萝卜，嫌那味儿不好，其实这东西最好了。我舅舅是三几年才从那边来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