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旧闻新说（第15/16页）

这天，赵襄子的人马果然行至此处。没想到还没到桥上，马儿突然受惊。赵襄子立马猜到是有人要行刺，很可能又是豫让。派手下人去打探，果然分毫不差。豫让再次被拿下。两人有一番经典对话。

显得有些生气的赵襄子，跟豫让理论起来：“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而您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经死了，您为什么单单如此急切地为他报仇呢？”

豫让解释了自己的初衷：“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这句话的大意是，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赵襄子很受感动。在那个年代，“义士”是很吃香的角色。偏偏赵襄子也很服这种人。但他又觉得不能再把豫让放掉，就下令让兵士把豫让团团围住。正犹豫怎么处置他，没想到豫让首先开口了。

豫让很悲哀，他知道可能生还无望，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愿了。令人惊讶的是，他随后向赵襄子提出一个荒唐的请求：请他脱下一件衣服，让自己象征性地刺杀一下，以完成最初的誓言。

再也无法知道赵襄子当时的想法。根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最终襄子还是满足了豫让这个有点过分的要求，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

“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而死。”据说，他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中国人的隐逸史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所引发的共鸣和调侃，又一次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迫于现实的无奈展露无遗。

为理想一搏，还是留下来上班挣钱供房子，这种困惑和选择，如同规矩的人内心里偶有的促狭，总会借着机会冒芽。它最大的意义，是在自由隐逸的话题周期性沉寂后，借着热点的名义，把无数浑浑噩噩的人又狠狠地刺激和撩拨了一番。

去年在微信朋友圈传疯的一篇名为《借山而居》的文章，讲述了一个画家花4000元租下终南山小院准备过20年山居生活的过程。还有一篇《三五知己，一处小院，择邻而居》的文章，推崇一种美式田园生活，也把好多人惹得心痒难耐。再往前，是美国作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引发的隐士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便是对这两篇文章和这一本书的高度浓缩。

但是，不管辞职信、文章和书多么撩拨，除了少数的出走者，更多的人，都选择继续沿着既定的现实生活轨道向前走。

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隐士，即使只是偶然闪现，生命，也足够有寄托。

往历史的深处追溯，陶渊明所践行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和《归去来兮辞》所描述的意境，该是隐逸理想的最好范式。

陶渊明之前，严子陵是公认的隐士标榜。作为汉光武帝的同窗好友，他屡次拒召，终老林泉，被时人及后世颂为不慕权贵追求自适的榜样。浙江桐庐县的富春山麓，现在还有严子陵钓台。

而隐居箕山的许由和隐士巢父，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声名最显著的隐士了，他们以“巢许”并称，开启了中国经久不衰的隐逸传统。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隐士，也并非都单纯如上述陶、严、许、巢。钱钟书先生说，一些隐士“待贾俟时，非枯槁于岩穴者，苟相荐引，不耻小官。”不过是以营名为手段、以退为进、有迹无实的假隐者，这就是中国文学与历史上有名的“终南捷径”。

还有一部分隐士，是由于“为政者亦识隐士装点山林，其作用每胜于趋跄廊庙”，是有益于政教的。陈眉公先生的诗“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说的正是此类隐士。

鲁迅先生说：“真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隐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按此推论，陶潜也好，严子陵也罢，都不能算真的隐士。至于《借山而居》中的画家，不过是一个懂得利用网络手段来为自己营名的假隐者，和真的隐士无关。

真隐也好，假隐也罢，中国几千年传承有序的隐逸传统，其实已经深深刻进了国人的精神根基，且每因时局、环境和风尚的变化而推陈出新。现实世界越迫急、生存环境越严酷，隐逸的理想就会越强烈。冲撞、反击、安顿，如此因循反复，从未两两相安。

只是忙碌的世界，见不得一个闲人。这个“见不得”，不是“容不下”，而是“受不了”。所以，做一个隐者，在大多数国人的实践里，不外乎是一种攀比心理。由是我们看到，旧的隐逸传统已经消亡，新的隐逸传统正在崛起，这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的认识维度。它应成为当下突破传统的隐逸宣言，并开启一种新的隐逸模式：随时保有的“出走心”和是处可隐的“静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