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旧闻新说（第13/16页）

于是，皇帝浪战，其结局彻底改变了大明朝和北部游牧民族的攻守之势。从那以后，明朝再无力主动对外，军事力量主要用来对付域内的百姓。

中国刺客文化：士为知己者死

刺客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他们的活动一般非常隐秘，行刺目的往往以图在最短时间内，让目标人物及其相关事物遭受致命打击。

中国职业刺客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常由于政治原因，负责对目标人物进行刺杀。其行刺动机较为单纯，往往因感激委托人的恩德而去行刺，因此带有一些侠的气息。秦以后的刺客，行刺动机多为金钱、名声、仇恨、政治等各类原因。

生活在游侠之风颇为盛行的唐代的李白，就曾通过诗歌《侠客行》，对中国古代刺客这一群体，进行过一番神秘而形象的刻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要知道，李白也曾仗剑走天涯。

在各种史料记载中，中国早期的刺客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它也并不是一种不光鲜的角色，而是赋予了各种浪漫和高贵的色彩。如果因所作所为还被尊为“义士”，那刺客这一角色就更吃香了。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著作《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刻画了一拨中国最早的刺客。如今被很多年轻人挂在嘴上、喜欢当玩笑话来开的那句“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始自于那个年代，而且在各种史料记载中，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持这种信念的刺客们，往往被尊为“义士”，它不仅成为刺客们行走江湖的一种执业信条，也是古代义士们最为崇信的一种气节。

本文从这句千年古语出发，探寻古代刺客文化形成的初因。不管他们的举动，是特殊年代文化熏陶下的真实触动，还是源自于道德绑架，都能让我们对当年盛行的刺客文化略窥一二，最终不得不承认，“死”真的是古代刺客们崇尚的最高气节。

要说中国古代刺客，不得不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豫让。如今广为流传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出自这位古代义士。他也被称为“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根据西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中记载，豫让姓姬，是晋国侠客毕阳的孙子。他先为范氏做事，后又给中行氏做家臣，但都未受到重用，让他觉得很是失败。

郁郁不得志之际，豫让遇到智伯，成为对方的家臣，而且主臣之间关系很密切，智伯对他很尊重。在他看来，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

正待境遇好转，有人重用，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之际，豫让的人生事业却再次出现转折。公元前475年，智伯成为晋国执政，因卿大夫赵氏拒绝献出封地，于是他联合魏氏、韩氏两家共同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

没想到，到了公元前453年，当时还是晋国卿大夫之一的赵襄子派人向魏、韩两家陈说利害，魏氏、韩氏竟然临阵反戈，联合赵氏反攻智氏，智伯反而被赵襄子擒杀。消灭智伯以后，三家分割了他的属地，并将晋国完全瓜分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三家分晋”。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还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作饮器。

赵襄子就是赵毋恤，嬴姓，赵氏，名毋恤（亦作无恤）。公元前475年，执晋国国政二十年的赵简子按照自然规律死掉了，其子赵无恤嗣立。后来成为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创始人。

所谓树倒猢狲散。主子没了，门客豫让无处可去，只好逃到山里。对智伯，豫让奉其为知己，却未能尽忠，空留一身遗憾，“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对赵襄子，他暗下决心，“吾其报知氏之仇矣”。

在那个年代，“报仇”最直接的就是改行当刺客，干掉赵襄子。自打立下那句千古传诵的誓言后，他的内心种下一粒顽强的种子：以后什么事都不干了，只为主公复仇。

但是行刺并不是豫让所擅长的事情，他被后世奉为四大刺客，也不在于他武艺有多么高强，而是因为他对自己誓言的坚守，对忠诚的执着。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以后所干的每一件事，挑剔的人会觉得此人太过偏执，崇敬的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信条和气节。这种气节要是放在现世，已是一种稀缺品，只能从古书中慢慢品味。

要杀人，首先就得改头换面。豫让第一件事，就是更名改姓，伪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干的也是最低等下贱的活路：打扫厕所。凭借这身临时学来的手艺，他成功进入赵襄子的宫中修整厕所。

豫让的想法是，打算借襄子上厕所的时候杀死他。这个算盘倒是打得好，但说实话，豫让真不适合做刺客。第一次来杀人，他就穿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