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黎明前的黑暗（第3/14页）

劳德在英格兰掌管民政，不像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那样权力巨大而集中，他的才能也不及他这位朋友，但他遵循同样的路线施政。他受命管理国库，不仅禁止一切非法侵吞与支出，还尽力明确各项税收系统，使征税不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税官为了榨取私利，致使征税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弊端。劳德与商人们会谈后，废除许多对贸易有害也对国库无益的条款。1636年3月间，他推荐伦敦主教贾克森做财政大臣。贾克森是一个勤奋温和的人，扫除了许多对国王和人民都不利的弊政。劳德将国王与教会的利益放到第一位，但遇到与国王或教会都无关的问题时，他也会以善良和真理为目标，毫无畏惧，也丝毫不顾及其他的利益。

斯特拉福德与劳德的行为虽然有益于国王，也不损害人民的利益，却大大影响到宫廷人士的利益。幸臣们结党营私，共同反对他们，比人民反对得更强烈，而且手段也更多。当斯特拉福德第一次出现在白厅的时候，大家就嗤笑他是个暴发户、粗鄙的乡绅，因为他们听惯了斯特拉福德在议会上反对宫廷的说法。他们也不喜欢劳德的严肃态度以及他语言的直率，讥笑他是个只会讲神学的书呆子。这两人都有几分傲气，对别人的话漫不经心，态度又一点不讨人喜欢，两人都看不起阴谋或钻营，主张节约，好谈公务与国家需要，而这都不是宫廷所喜闻乐见的。王后对他们渐生反感，因为他们阻挠了她对国王施加的影响，而高等贵族则嫉恨他们的权利。所以没过多久，宫廷和人民便联合起来攻击他们，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的专制。

查理却没有抛弃他们，他完全信任他们的忠诚与才干。他们的见解与他个人的看法十分一致，他尤其敬重劳德的奉教虔诚。不过，尽管国王本人可以不理睬宫廷的看法继续重用两人，却无法令宫廷接受他们二人的管理。查理的行为举止与感情都很严肃，但思想深度不够，不能洞悉绝对专制的难以贯彻，没想到实行专制必须牺牲一切。在他看来，国王的权力就是这样，好像无论什么事，都不用他操心费力便能办到。他经常在内阁专注公众事务，但是尽了责任之后，就不再操心。他极少关注自己的统治真正贯彻下去需要什么，更多的是考虑统治的乐趣。在他看来，王后的喜怒、宫廷的惯例、宫内职官们的权利，都是必须考虑的要事。政治利益要求他不能忘记那些事，因此就导致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国王让斯特拉福德和劳德饱受这些折磨，他以为只要把他们留在位子上就行了。国王命他们实施专制，却不知一旦要宫廷做出牺牲，或与白厅的条规相反，他们的权利就行不通了。当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办事的时候，他常奉命进行解释与道歉。有人说他言语中藐视王后，又有贵族说他高傲，他不得不在都柏林作出回答来驳斥这些无根据的控诉。他从未得到国王保证他平安无事的承诺，以及一些此类可以使他安心办事而不必提防各种突如其来危险的承诺。

因此，尽管国王的顾问官们有精力、有热情，尽管国内太平无事，国王的行为还算良好，但政府仍然软弱无力，不受人们敬重。政府受到国内纷争的打击，轮流被两个相敌对的势力所支配，它们有时不顾一切地摆脱法律的束缚，有时却又在极其微弱的困难面前让步。政府已在大陆抛弃了基督教事业，甚至禁止驻巴黎大使斯丘达莫尔勋爵在基督新教教堂做礼拜，因为它的仪式与英吉利教堂的仪式不一样。1631年，政府任命汉密尔顿侯爵为统领，在苏格兰招募六千人前去打仗，没想到他竟然吸收了清教徒派的宗旨和信条，而那正是英吉利国教所严禁的。查理诚心信仰前辈们所创造的革新宗教，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总是会给天主教徒许多特殊的优待。大主教劳德和他的君主一样真诚地反对罗马教廷，甚至在讲经中竭力反对王后教堂所举行的礼拜仪式。但是，他却很赞成罗马天主教式的制度，教皇还因此送给他一顶红衣大主教的帽子（1633年8月）。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政府也经常出现缺乏决断、自相矛盾的情况。英国在大肆炫耀专制主义，却不知道建立专制的基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需要持之以恒。时间一长，专制主义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致专制的抽象要求日益超越了它所采用的手段。如今财政有了秩序，很公正，国王又并不穷奢极欲，但款项仍然十分缺乏，就像以前国王极其浪费、官吏普遍贪污时的情况一样。查理高傲地不肯向议会让步，于是想出削减自己花费的办法来平衡收支。在他看来，富丽堂皇的排场、豪华的宫廷宴会都是君主应有的权利，甚至是应尽的责任。他以前不知道大臣们在筹备这些排场和宴会时从中获取了多少好处，当他知道后，却又没有勇气去改革。所以，国王虽然通过和平的方式省去了许多额外支出，还是无法满足政府的需求。英国贸易发达，商船的数量及其活动日益增多，这就更加需要海军的保护。查理很自信地答应给予保护，并努力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效果并不太好，因为国王的舰船年久失修，水手们又很久没有领到饷银。巴巴里[　北非（除埃及外）的伊斯兰教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