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欧洲的自我转型 （1500～1648年）（第5/7页）

罗马教廷自称拥有对意大利部分地区的主权，有些教皇对半岛政治权力的追求超过对其前辈力图获得的基督教世界精神领袖地位的追求。在意大利其他地区和德意志，主教和修道院长常常效仿教皇。

在这种追求世俗华丽的宗教背景下，马丁·路德（卒于1546年）以一个罪人如何获得拯救的自身痛苦经历为基础形成的认识，就像复仇天使的宝剑迸发出来的火花。最初路德只是挑战出售赎罪券的有效性。这种声称能够从炼狱中拯救人的灵魂的文件的出售，已经被商业精神组织起来，成为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筹款计划的一部分。根据传统经院哲学辩论的习惯，1517年路德在维滕堡教堂大门张贴“95条论纲”，公开否定赎罪券的价值。但它已经不是学术辩论的事情，路德的观点像野火一样燃遍德意志各地。公开与教廷权威争辩的结果促使路德立即更激进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主张。1520年写作的三本义正词严的小册子《致德意志民族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基督徒的自由》，确立了路德派教义的核心。后来，辩论发展成天主教、路德派和其他新教派的许多不同教义形式。这场神学分裂的中心是宗教权威问题。路德把自己的改革建立在《圣经》和上帝免费赐予得救的个人经验的基础之上。他还否定教士是罪人与上帝之间必要的中介，勇敢地宣称每个信徒都是自己的牧师。

印刷术把路德的观点迅速而广泛地传遍德意志各地及其邻近地区。他的抗议聚集了大批打着教会改革旗号的不满者，例如，在德意志吸引了许多自认为因被外国人征税和剥削而感到苦恼的人；但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这种表达方式很快就因皇帝查理五世、德意志其他重要统治者拒绝成为路德派信徒而被扼杀了。

因此，新教运动没有变成德意志的，而是变成全欧洲的，特别是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大本营（1541年）并使它成为活跃的宗教宣传中心之后。例如，英国于1534年宣布与教皇断绝关系，但是英国教会只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新教国家，而且主要受到来自日内瓦的刺激。与此同时，荷兰人和苏格兰人把加尔文教变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教派。相反，在法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天主教信仰。法国新教历经辉煌的开端后，1600年左右就失去了锐气。在意大利，新教从未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被恢复的天主教势力变得明显时，它就萎缩了。另一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变成了路德派，与几乎一半德意志人一起。欧洲各地正在开始兴起的民族主义在决定各自宗教信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路德派的外衣掩盖下，社会经济主张也短暂地表现出来。但是当起义农民把基督教的自由当作免除租税时，路德就公开激烈地抨击他们。因此，社会动荡和宗教激进主义在再洗礼派和其他教派中找到了表现场所。这些教派遭到残酷迫害，只在穷人中幸存下来，而且常常是以秘密或半秘密集团的形式。

1500～1648年间欧洲急剧的社会经济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宗教争论。但是不能错误地认为，仅仅因为明确而连贯的世界观的天然吸引力，对一种绝对可靠的宗教真理的寻求背后就一定积聚了大量能量。心灵平静需要对不确定性问题给予权威而充分的答案，日常经历给当时欧洲大多数人带来了冷酷的不确定性。路德确信自己已经知道了如何获得上帝的恩典。这是他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因为其他人迫切希望获得同样的内在恩典状态并确保灵魂得救。当一个人取得了确定性时，他自然希望既把得救的真理与他人分享，同时又谴责它掩盖的所有谬误。大量涌现的旨在说明这些道理的教义和著作很快就被取自教义问答中的系统教育所补充。教廷的捍卫者立即加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宣传。更多的基督教教义知识和更深刻地服膺于被选择或被继承的信仰形式弥漫于整个欧洲。

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之一是，新教内部倾向于分裂为各种派系，甚至教派内部又分裂为更小的教派。宗教改革家从未放弃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基督徒的单一大公教会的理想。但是《圣经》——他们的唯一宗教权威来源——能够被作各种解释。对一个人看起来不言而喻的真理对那些仅仅作为罪人并同样迫切希望获得灵魂拯救确定性的另一个人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被迫谴责其他人是错误教义的传播者，且常常比做慈善更积极。但是随着第一代宗教改革家激情的消退，建立教会组织、实施教义统一的努力在大多数欧洲新教地区取得了成功。在英国，这个过程是持久的。都铎王朝（1534～1603年）渐进的宗教改革不能满足清教徒的要求。直到奥利弗·克伦威尔（卒于1658年）统治下的圣徒政府完全失败为止，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按照上帝旨意改造人类生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