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希腊文明的繁荣 （公元前500～336年）（第5/6页）

雄辩术在希腊教育中享有比较高的地位。在民主城邦，熟练的公共演讲是从政的必要条件，即使在公共演讲丧失了政治功能后，雄辩术仍然受人崇敬。雄辩术的研究和实践产生了纠正错误的规则，端庄优雅的演讲本身最终就变成了一种崇敬的目标，无论演讲者说了什么重要的内容与否。只有当雅典的主权终结后，雄辩术才衰落为礼节性的技巧。直到那时为止（此后也零星地），公民大会不得不处理迫在眉睫的事务，这些事务为雄辩术提供了紧急而不可避免的话题。

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历史学是由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约卒于公元前425年）的研究所创立。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进行了迷人而散漫的记叙，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给予希腊人和野蛮人“适当的奖赏”。他把这场战争描述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斗争，并坚信希腊令人惊奇的胜利证明了自由、自治的共同体比貌似最强大的君主制优越，因为在君主制下，所有的人都必须屈服国王的意志。雅典是希罗多德所叙故事中的英雄，但是他也始终意识到，人们仍然位于神之下，听从无法控制的命运摆布。夸夸其谈和虚荣导致神意的报复——反复出现于希罗多德书中的一个主题，他以此解释薛西斯入侵的失败。

修昔底德（约卒于公元前400年）是希腊第二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当诡辩学派和理性主义盛行时，他在雅典长大。与希罗多德不同，他不相信神能直接干预人类事务。修昔底德认为国家就像人体一样，由于各个部分失衡容易引起混乱的疾病。他记述的历史事件是公元前431年开始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期的同族仇杀的战争。进程曲折、造成城邦内部高层分裂的战争，给予他大量机会观察希腊城邦公共生活的病变状态。

修昔底德最初不是一个被动的战争观察者。公元前424年，雅典人选举他为将军，但是当他遭到严重的军事失败时，他们又流放了他。因此，修昔底德没有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相反，他着手仔细寻找交战双方已经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也许期望诊断出国家的不幸根源，作为治愈它们的必要基础。

修昔底德从未变成冷漠和无动于衷的观察者。他既不简单地蔑视道德，也不相信人类事务的超自然秩序。当雅典进入最终拼死一战时，修昔底德这个雅典人可能开始相信，自己正在见证一个蔑视正义、居功自傲、骄傲自大的城邦遭到不可思议的神的力量的惩罚。当修昔底德发现他的题目不适合这种范式时，他开始彻底修改他的叙述，赋予雅典城邦悲剧中的英雄角色——由于自身的伟大和固有的缺点，雅典遭到背叛。因此，他以散文方式把悲剧作家的传统应用于当世历史写作。希罗多德曾经以欧洲与亚洲之间最近的冲突历史发扬了这种熟悉的史诗传统，这种传统更早的事例就是荷马《伊利亚特》所记叙的。

在雅典呈现的衰落景象面前，通过把精确的细节与深刻的分析和极力抑制的热情结合起来，修昔底德践行了他自豪地声明写作“不是为了一时的获奖论文，而是永恒的财富”。

建筑和雕刻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雄伟的建筑几乎完全局限于神庙和其他公共建筑物。传统形式把建筑师的任务限定为使比例更匀称，细节更精致。但是建筑师也花费精力在圆柱外表的细微弯曲和圆柱基座上的花饰，赋予完成后的建筑物一种视觉上的精确和优雅，否则不可能取得这种效果。

公元前5～前4世纪的原创雕刻幸存下来的足够多，使我们能够认识希腊雕刻艺术大师所取得的成就。后世的批评家赞美菲迪亚斯（约卒于公元前431年）为最伟大的雕塑家，但是明确由他亲手创作的作品没有一件留存于世，虽然他规划了帕提农神庙的雕刻装饰，而且也许实施了其中一部分。他的杰作是雅典的雅典娜神像以及在奥林匹亚山的宙斯神像，它们都用象牙和黄金装饰。由于贵重，所以它们也都彻底消失了。但是文字描绘清楚地表明，菲迪亚斯赋予这些伟大的雕像冷淡的高贵和平静的美感，即使多年以后，当人们不再严肃地对待奥林匹亚山众神时，这些雕像仍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像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或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一样，菲迪亚斯生活在表面上旧信仰和虔诚仍然有效、只需要更精确和充分表达的时代。菲迪亚斯用黄金和象牙做着其他人用文字所做的工作：重塑并丰富了古老的观念，使它们适合他们生活的更精致的时代。

虽然后来的雕塑家仍然掌握了高超的技艺，但是菲迪亚斯所表现的平静自信和内心平和再也没有被后世所表达过。一种更自觉的、戏剧化的风格出现了，如普拉希提勒斯（约卒于公元前320年）的著名雕刻作品《赫尔墨斯》就完全失去了菲迪亚斯作品的高贵和尊严。但是他的赫尔墨斯既不雄伟也不强壮——与其说是一个世界的统治者，还不如说是一个想象中的漂亮玩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