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希腊文明的繁荣 （公元前500～336年）（第3/6页）

虽然三大悲剧作家都忠于传统的形式，受到传统的限制，但是无须深刻地了解人们就能认识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作品开始失去探讨严肃的道德和宗教问题的功能。较早的诗人，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拥有与大多数观众一样的传统虔诚。通过给予观众悲壮而复杂的感情表现，通过带给传统道德和宗教思想以变化、调整、微妙化和怀疑，他们不仅没有破坏，而且扩大和巩固了传统观点的一般结构和有效性。欧里庇得斯不是这样。他生活的时代比较晚，传统认识已经在年轻的雅典人心目中褪色了。但是欧里庇得斯不得不取悦——或者假装取悦——公众，毕竟其他任何事情都将被认为是对宗教仪式的亵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通过提出一些习惯性的宗教虔诚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有利于展开故事情节，或者保存一种场景，在人类戏剧性程度上，欧里庇得斯经常以明显不同于油腔滑调和轻松的方式回答他的神圣使者，为生活的苦难提供神谕。

显然，已经发生的事实是，雅典知识精英的预期再也不同于雅典公民大众了。像欧里庇得斯那样的人再也不相信现实或狄俄尼索斯那样的神的力量了，作为一个悲剧创作诗人，竟然被要求参加狄俄尼索斯的庆典祭祀日！因此，不足为奇，欧里庇得斯之后，雅典再也没有出现伟大的诗人继承悲剧创作传统。相反，古典悲剧的复兴很快就变成了过去。新的戏剧创作被限定为喜剧，不提出人类的任何更深刻问题，与公元前5世纪悲剧作家能够而且渴望做的不同，戏剧作家只探讨人性的滑稽、焦虑、怪癖等。

哲学

哲学家接过了悲剧作家不再进行的工作。被假定为柏拉图的大多数著作的对话形式就证明了这一点。哲学对话的最大优点是它无须符合陈旧的习俗，也不必对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有吸引力。任何熟悉阿提卡半岛希腊人的、爱探究事物性质的、善于思考的、有空闲的人都能读懂柏拉图的著作：他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阅读或反复阅读对话，或者弃之如敝屣。但是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需要依靠大众的同意，或主管传统宗教仪式的官员的赞成。而戏剧诗人却受到这些约束。因此，当雅典的广大民众与最高级的思想家之间劝导性的、基本和谐的关系不再普遍存在时——已经妨碍了欧里庇得斯悲剧创作的一种情况——那么进一步研究人性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就只能通过更私密的、更个性化的哲学对话媒介来进行了。

雅典不是早期希腊思想的重要中心。但是当它变成爱琴海的主人时，哲学家和其他外邦人都云集于此。雅典民众的性格是怀疑一切。因此，例如，伯里克利的私交、名叫阿那克萨戈拉的著名哲学家也因为渎神而被流放，他曾经提出太阳不是神，而仅仅是一块炽热的石头。

另一群智者，即诡辩学派则在雅典大受欢迎。他们的职业是培养青年的演讲技巧。当然，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里，善于辞令对政治生涯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能说服公民大会，那么任何重大的事情都无法进行。但是当教师与学生开始思考和谈论措辞和辞令时，他们很快便意识到语言与论点具有一定的规则，而且它们自身也必须经得起分析。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发现。一些诡辩术者似乎认为，如果人类拥有智慧并敢于实践，那么通过完全掌握语言的逻辑规则及其运用，将揭示宇宙的所有秘密。

诡辩学派不相信纯粹的习俗和习惯。这种态度是破坏性的，因为按照冷冰冰的逻辑推理，既然一个城邦的法律不同于另一个城邦的法律，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个民族，那么城邦法律究竟有什么约束力呢？为什么一个勇敢的人不应该洞察习惯的邪恶、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通过精确的语言逻辑手段发现的事物本性基础之上呢？的确，为什么不呢？特别是，如果上述年轻人碰巧没有机会通过宪政程序而控制政府的某个政治派系或社会阶层。因此，主要是富家子弟才觉察到激进的诡辩学派的魅力，当诡辩学派挑衅维持公众生活法律的结构时。诡辩学派通过收回对城邦的忠诚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认为雅典模糊的民主派强加给他们的要求是越来越难以忍受的负担——特别是在与斯巴达的长期战争期间（公元前431～前404年）。

与此同时，另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也沉迷于诡辩学派提出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他叫苏格拉底（卒于公元前339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曾经应征入伍服役，担任过行政官员，他也不能说服自己相信雅典的法律和政府真正是公正的、明智的或者仁慈的。苏格拉底在公共广场与人辩论，只要对方够勇敢，在苏格拉底连续而有启发性的提问下，对方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和认识实际上是多么鄙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