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敏感话题 A TOUCHY SUBJECT（第4/5页）
尽管我们对政治和法律的平等公开表示欣然接受，但就个人的认知和理解而言——其中的大部分很少表露——我们会纵向地将事物进行分类，并坚持价值观上的差异至关重要。无论我们就“平等”发表什么看法，我认为每个人在某方面正日渐体会到奥斯卡·王尔德⑬曾谈到过的一点：“人类的平等博爱并非仅仅是诗人的梦想，它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和深感羞辱的现实。”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需要的是差别，而不是聚作一团。差别和分离令我们兴趣盎然，融合则令人油然生厌。
尽管联邦政府不愿命名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但它似乎承认，如果从法律上说我们人人平等，在实际生活的其他方面，情况则截然相反，所以政府才会将它的公务员划分为十八个等级：从最底层的第一等（邮件投递员），第二等（邮政人员），往上到第五等（秘书），第九等（药剂师），第十四等（司法人员），到最上面的第十六、十七和十八等（政府高层行政管理人员）。建筑行业也存在一个不同工种的等级制度。最底层的是“土活”，也就是地基挖掘工作；位列中间的是下水道、道路、坑道的铺设建造；最上层的则是建筑物本身（随着建筑高度的上升，地位也越高）。销售“老板台”和相关办公设备的人们了解，他们和顾客之间会就一个严格的“等级”制达成共识。橡木桌最低，核桃木桌其次，往上是桃花心木（如果你中意的话，这属于“中上等”），直到极品：柚木。在军界的各种女士社交场合，倒咖啡是一种特权，属于较高级军官的妻子。那里的每位女士都清楚，咖啡比茶要位高一等。
一个高级军官的太太正把咖啡倒进低级军官太太们的杯子里。注意她的伪中上层阶级穿着打扮。
几乎处处都可以发现等级排行。以乐器为例，按惯例，交响乐团根据不同种类乐器的声音微妙程度和演奏难度来排列乐器组。弦乐器身居高位，木管乐器随后，铜管乐器其次，打击乐器则排在最后；按演奏难度分，手风琴近乎最低，小提琴则接近最高地位；另一类按某种“社会等级”的概念排列乐器的方法，是考虑惯常演奏这种乐器的乐器组的声望，如作曲家艾德华·寇恩（Edward T.Cone）所说：“如果你演奏的是小提琴，你可以在弦乐四重奏乐队或交响乐团演奏，但不可以在爵士乐队演奏，更不可能在军乐队中演奏；而在管乐器中，长笛和双簧管主要是交响乐团的乐器，单簧管则不如它们，因为交响乐团、爵士乐队和军乐队中都有它的份；至于铜管乐器，法国号位置最高，因为至今它也没有被用来演奏爵士乐；同样道理，打击乐器演奏者中定音鼓手地位最高。一种乐器能发出的音调越低，一般来说它的等级就越低，因为人们一般认为低音乐器容易演奏（巴松管除外），所以索萨号的等级就比小号要低，低音提琴就比中提琴要低，诸如此类。”
如果有人对你说，“我的孩子正在上长号课”，你脸上浮起的微笑就比听人说“我孩子正在上长笛课”时要更难控制⑭。另一方面，听人说“我的孩子正在学习古大提琴”，你就接收到一种有关等级的强烈信号，这种信号与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博物馆、画廊及“修养”紧密相关。吉他（除非它被用来演奏古典——也即古代风格的——音乐）天生就属于低等，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那么喜欢用它来表现国际主义的等级弱化。吉他总是与吉卜赛人、游牧民族或另一些既无遗产又无固定收入且居无定所的人们发生联系。所以，对那些从中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逃脱出来的青年人来说，吉他是一种最能完美体现他们身份的标志。
前社会主义者，《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编辑威廉·巴列特（William Barrett）回顾过去二十年的社会变革时总结道：
“‘无等级社会’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乌托邦幻觉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它们自己的等级结构，”尽管那里的等级主要是建立在官僚体系和阿谀奉承的基础上，“既然无论如何都会存在等级，我们为什么不让它以更有机、更异质、更多样化的‘西方固有形式’存在下去呢？”因此，既然我们的社会存在等级，为什么我们不去尽可能地了解它呢？这个话题可能过于敏感，却也不必让它永远暧昧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