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敏感话题 A TOUCHY SUBJECT（第3/5页）

就像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奎顿（Anthony Quinton）所说，绝非偶然的是，“有关礼节的现代形式的书刊主要是美国产品，这些书刊的‘伟大’作者名字是爱米丽·鲍斯特，或者爱米·文德比尔特。”这是因为，美国是首屈一指的新移民汇集地。这些人特别需要将自己摆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然后迅速发达起来。奎顿说道：“部分新移民是外国移民，这是从地理意义上说；另一些是新富，这是从经济上说；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这是从年龄角度上看。所有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如何与一个社会群体的运转紧密联系的问题。”

抱怨自己一无所获的喜剧演员罗德尼·丹哲菲尔德（Rodney Dangerfield）属于约翰·亚当斯⑧研究过的一类国民，亚当斯早在1805年就说过，“报酬……在生活中是别人对你的尊重和赞赏。忽略和轻视，则是对你的惩罚……渴求他人尊重的欲望就像天然的饥饿感那样真实，而世人的忽略和轻视则像痛风病或结石一样引发剧痛……”大约与此同一时期，爱尔兰诗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也感到，随着美国确立了主张人人平等的宪法，一种特殊的困境已经降临到美国人的生活中来。他将华盛顿特区的公民们描绘为某种“生来是奴隶，却想奋斗成为主子”的人。三十年后，托克维尔⑨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精确地触及了这片土地的特殊问题：对等级的渴求。他写道：“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公民像这个民主国家的公民一样显得如此无足轻重。”而结果就是，“这里的人们要付出世上最多的艰辛和努力来获取——恐怕这个词远不够正确——地位。”

仍然是19世纪，瓦尔特·惠特曼⑩在《民主的远景》（Democratic Vistas，1871年）中写道，美国政府的结构形式为公民们创造了一种均等的条件（或至少是幻觉），个人为了得到社会认可，确立个人自尊，将因为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而经历旷日持久的挣扎，那焦虑就是，如果人人都是人物，则人人都不是人物了。在较近一次路易斯·哈里斯民意测验公司⑪主持的民意测验中，76％的受访者认为他们最需要的是“他人的尊重”。在我最近看到的一份广告词中，一位广告写手向某种咖啡桌的潜在购买者展示了极具诱惑力的美国式眼光：“为您良好的品味创造一种优裕、温馨、感性的暗示！这种暗示能使您在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到的环境中唤来尊敬和关注。”

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赏。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给人的印象是，你能轻易地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存在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比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托克维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心理危机，他承认，“在民主时代，欢乐要比贵族时代来得强烈，有极多的人可以分享欢乐。”但他又补充说，在人人平等的氛围中，“人们的希冀和欲望更经常被摧毁，灵魂所受的折磨和烦扰更大，因此要更加细心地照料自己”。

希望破灭后，妒忌纷至沓来。永远不要低估这个国家恶劣的乃至罪恶的行为背后，纯粹的等级妒忌所产生的力量，以及对官方宣称的阶级平等神话的幻灭引起的恶果。谁若将自己诱人的轿车停在一个大都市的街道上，返回时却发现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收音机天线被拦腰折断，谁就会理解我说的话的含意。国会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于1950年在西弗吉尼亚发表演讲时运用的词语，使人们对他的真实意指一目了然，他猛烈抨击中上层阶级和上层阶级，并非因为他们沾染了“共产主义”，而显然是出于妒忌。他说：“并不是那些不太富有的人或一些少数集团的成员背叛了这个国家，而是那些已拥有了种种优越条件的人们，最好的家庭，最好的大学教育……”

幽默作家罗杰·普莱斯（Roger Price）在《伟大的鲁伯革命》（The Great Roob Revolution，1970年）中，甚至将等级嫉妒理解为对平等主义的报复。他这样区别平等主义和民主：“民主要求它所有的公民生而平等，而平等主义则坚持所有公民应死而平等。”L.P.哈特利⑫曾在小说《外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