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敏感话题 A TOUCHY SUBJECT（第2/5页）
美国的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差异，有时甚至意识不到等级制度的存在。就像弗朗西斯·特罗洛普⑤在1832年游历美国时描绘的那样，“平等的神话真是威力无边”。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相当尴尬——成百上千种划分级别的标准从政府机构出炉，官方却不承认存在社会等级——所以，国外访客稍不留意就会忽视等级体系在这个国家的运转方式。英国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瓦尔特·爱伦（Walter Allen）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证。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一所大学教书之前，他曾想象：“美国几乎不存在等级，就算有，也许不过是为了在不同种族或者源源不断的移民当中作一些区分吧。”可是，在密歇根州的大瀑布城住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清醒了。在那里，他见识了新英格兰的势利，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对古老家族支配的道德与文化权威所表现的顺从。
一些美国人满怀快意地看待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灯塔山》（Beacon Hill）的失败，这是一部有关上流社会的作品，以英国戏剧《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为原型。 观众坚信并借此安慰自己，这部作品之所以会以悲惨的失败告终，是因为美国并不存在等级制度，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有人对这类题材的艺术作品感兴趣。其实他们错了。《灯塔山》未能吸引美国观众的原因在于，它关注的也许是本地人最不感兴趣的一类人——准贵族上层阶级。如果故事发生在一个人人都会关注的冲突点上，比如上层阶级与中产阶级冲突，并抵制后者向上爬的企图；或者中产阶级同仇敌忾地对付低于自己的阶级，那么这种戏剧化表现的效果就会好得多。
如果说外国人经常对美国政府关于社会平等的宣传信以为真的话，美国公民倒是乐于了解个究竟，即使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多少会感到不安。一位敏锐的南方黑人这样断言他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朋友：“乔伊是不可能和那些大人物排级论等的。”这话让我们觉得，现实确是如此。就像一位木匠所说：“我讨厌说生活中存在着等级差别，只不过，人们跟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待在一起更舒服。”
他这种用“相似背景”区分等级的方式，尽管确切地说并不科学，但与其他任何试图把一个等级与另一个等级区别开的方式几乎毫无二致。不论你与另一个人是在讨论公羊队和四九人队⑥，还是讨论休闲旅行汽车、大屋（the House，即牛津大学的克莱斯特教堂）、“莱奥尼斯大妈”意大利餐厅（Mama Leone’s）、纽约证券交易所大行情板、葡萄园或者瓷器，如果你不觉得有必要对你话中的暗示详加说明，或者根本无意解释你的意指，你就很可能在与一位与你等级身份相同的人谈话，这一点千真万确。
本书中，我的理论将主要针对社会等级问题中那些可见到的和可听到的符号，但我会主要集中在反映一个人行为选择的符号上，这意味着，我不会考虑种族因素，甚至不考虑宗教或政治因素（除非偶尔论及）。种族的区别显而易见，却由不得自己选择。宗教和政治观点通常由人选择，其表现除了偶尔出现在前院的圣龛或汽车保险杆上的小标贴，一般并不外露。面对一个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自由派”，你也许只能看到手绘的领带或者蹩脚的涤纶衬衫，听到“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论”这类话语。
为了弄清楚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信号，我一直依靠感觉和直观判断，而非任何可以称为“合乎科学标准的”方法。正如《高层：形象与现实》（Class:Image and Reality，1980年）的作者阿瑟·马威克⑦所说的那样，我深信“等级……，正因为这是一个太过严肃的话题，所以不能留给社会科学家们来处理。”
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20世纪30年代赋予人们等级身份的种种事物——打高尔夫球穿的白色亚麻布绑腿灯笼裤，镀铬的鸡尾酒摇晃器，白色滚边马甲——说得委婉些，已是明日黄花，不可能在今天起什么作用了。身处一个速变而非传统的社会，美国人发现，与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难于“了解自己立足何处”。而另一桩迫在眉睫的事情——“去行动”，又显得尤其重要。“我该怎样做？”纽约市长考克（Koch）曾经大声追问。他的大多数听众都心有戚戚，感觉他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美国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