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景泰即位后之守御（第3/4页）

英宗在北，《史》言：“初入敌营，也先有异志，雷震死也先所乘马，而帝寝幄复有异彩，乃止。及上皇至老营，所居毳帐，每夜有赤光绕其上若龙蟠，也先大惊异，寻欲以妹进，上皇却之，愈敬服，自是五七日必进宴，稽首行君臣礼。”凡此等语，皆中国自文饰之词，其中惟却也先妹，为所敬服，或是实事。

十二月，喜宁劝也先西犯宁夏，掠苑马，直趋江表，居上皇南京。袁彬谓上皇曰：“天寒道远，陛下又不能骑，徙取冻饥，且至彼而诸将不纳，奈何？”上皇亟止宁计。宁愈欲杀彬，屡谮之也先，上皇力解乃止。

景泰元年闰正月甲寅，初九日。也先寇宁夏，用喜宁计。庚午，二十五日。寇大同，至沙窝，郭登召诸将问计，或言：“贼众我寡，莫若全军而还。”登曰：“我军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马疲倦，贼以铁骑来逼，即欲自全得乎？”按剑起曰：“敢言退者斩。”径薄贼营，奋勇击之，诸将继进，呼声震山谷，遂大破其众，追奔四十余里。又败之栲栳山，斩贼首甚众，夺所掠男女一百十六人，马九十八匹，牛骡驴六百二十一头，器械四百有奇。自土木败后，边将无敢与寇战，是役，登以八百骑破寇数千，军气益振。捷闻，封定襄伯。后寇数至，登屡击却之。以上为《纲目三编》据《实录》，所叙较详。《登本传》则稍略。《瓦剌传》言：“景泰元年，也先复奉上皇至大同，郭登不纳，仍谋欲夺上皇，也先觉之引去。”凡此皆上皇之所以获归，敌以乞和中国，赖朝贡为谋利之地，战不能胜，必出于和，不还上皇何待？凡勇于却敌者，即忠于返上皇者也。清《御批》亦知和不可议，又以拒君为非。郭登之于上皇，力夺则可，为敌所诱，以迎驾为导敌则不可。此与于谦辈意合，所以卒能有成也。君主偏见，其论直自相矛盾而已。

二月壬辰，叛阉喜宁伏诛。先是，宁数导诱也先扰边，上皇患之，言于也先，使宁及总旗高斌等还京索礼物，而命袁彬以密书付斌，俾报宣府，设计擒宁。宁抵独石，宣府守将设伏野狐岭，令斌绐宁至其地，伏尽起，斌直前抱持之，遂擒宁送京师，群臣杂治磔于市。上皇闻宁诛，喜曰：“自此边境稍宁，吾南归有日矣。”喜宁亦王振私人，从上皇北行，上皇竟能设计除之，不以昵振者昵宁。此其一隙之明，所以犹得返国，返国后又念振不已，终为下愚而已矣。是年四月，浙江镇守中官李德上言：“诸臣擅杀马顺，同于犯阙，贼臣不宜用。”下廷议，于谦以为不足问。上曰：“诛乱臣，所以安众志。卿等忠义，朕已知之，勿以德言介意。”此为《明通鉴》文。其详见《王站传》。廷臣请族王振，郕王使出待命，众伏地哭请，马顺廷叱诸臣，站时为户科给事中，首淬顺发，且啮其面，众共击之毙。王深重站，且召言官慰谕甚至矣。至是阉党已发此议，虽不从而亦终不抑阉焰，不待天顺复辟而始翻族振之狱也，喜宁其阉之不幸者矣。

景泰元年三月间，瓦剌迭寇朔州、宁夏、庆阳，官军御敌，互有杀伤，民被杀掠甚众。大同参将许贵奏：“迤北有三人至镇，欲朝廷遣使议和。”于谦曰：“前遣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人寇；季铎等以上年九月奉使，以太后命达之上皇。继遣王复、赵荣，不见上皇而还。见上。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困，不从则速变，势亦不得和。贵居边疆重地，恇怯若此，何以敌忾。”移檄切责。自是边将无敢言和者。敌寇边不得志，势必求和，求和而上皇自返，若和议起自中国，则坐听要挟而已。明廷一意用于谦，庙算先定，较之南宋，惟主和而徽、钦卒不能返，景帝非真欲上皇返者，而不知袭宋高宗之故智，以和议误军事，此则明宗社之幸，而亦景帝之城府不深也，若于谦则诚社稷之臣矣。

是月，郭登败敌于大同。四月，总兵官朱谦力战退敌于宣府。是时敌锐而骄，以宣府、大同可旦夕下，而谦与登屡却之。其它近边屡扰，不免杀掠，而皆非敌敢深入之地。会喜宁已诛，也先失其间谍，所部多死伤，而脱脱不花汗、阿拉知院自遣使议和后，皆撤所部归，于是也先亦欲息兵。又耻自屈，乃先令阿拉知院遣参政完者脱欢等至怀来议和。边将以闻，帝用陈循言，赍使令还，而以敕谕阿拉，未行，也先忽拥上皇至大同，遣使赍文书，以讲和为言，而自率众至城下。郭登仍欲谋夺上皇，敌觉，遂拥上皇去。登以使及书奏，帝厚赉使，令与完者脱欢偕还。

敕谕阿拉文略曰：“我朝与尔瓦剌和好，也先违天犯顺，朕兄太上皇帝兴师问罪，也先又辄遮留，毒我生灵，残我边徼。朕嗣承大统，宗室臣民，咸请兴兵讨罪复仇。朕念也先屡请送大驾回京，以故遣人赐书授赏，乃也先诡诈反复。今阿拉又使至，朕欲从尔，但闻也先仍聚众塞上，意在胁挟，义不可从。即阿拉必欲和好，待瓦剌诸部落北归，议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