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阿米尼斯

“有组织的社会”把“整体”的安全放在所有考虑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非凡的个人却认为世界迄今的发展无一不依靠个人努力，而非依靠集体的奋争（说白了就是不相信所有变革），因此个人的权利要比集体的权利重要得多，争取宽容的斗争，正是这两派自古以来冲突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同意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便与大多数居民享有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往昔岁月里，有时会出现一位非常难得的开明统治者，他对臣子们说：“我坚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们都对他人施以宽容，不然就会自食其果。”

在这种情况下，性急的臣民们就急忙贮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几个壮丽的字样：“宽容第一”。

但是，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出于对国王的绞刑吏的惧怕而作出的，因此难以持续长久。国王只有在恫吓的同时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级教育的明智体系，把它当做每天的政治活动，才能取得硕果。

16世纪后半期，这种幸运的环境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

首先，这个国家有数千个半自给自足的城镇和乡村。其中的居民大部分都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3种人都习惯于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职业的性质迫使他们作决定时要迅猛果断，依据自己的利弊，判断出工作中的机遇。

我绝不是说，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或者心胸更宽阔。但是艰苦的工作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整个北欧和西欧的粮食和鱼类的搬运工。他们知道，天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他们喜欢现金交易的土耳其人，讨厌要赊账6个月的长老会教徒。于是，荷兰成为进行宽容试验的理想国度，不仅如此，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更重要的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寡言的威廉是实践“意欲统治世界者必须了解世界”这句古老格言的光辉榜样，他起初是个着装时髦、钱多财广的青年，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给当时最伟大的君主当机要秘书。他在晚宴和舞会上挥霍无度，娶了好几个非常有知名度的女继承人，生活放荡奢侈，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他不是个很用功的人，对他来说，竞赛图表远比宗教小册子更为有趣。

在他看来，宗教改革引起的社会动荡，最初不过是被雇佣者与雇佣者之间的又一场争吵，只要稍微耍点手腕，再摆出几个大块头的警察，就能够解决掉。没那么严重。

不过，等他把握了国王和臣民之间争端的本质时，这个和蔼的大人物就一下子变成了能力超群的领袖。遗憾的是，他所要从事的是当时已经完全失势的事业。他在短期内卖掉了宫殿、马匹、金盘和乡间地产（或者不经公告立即予以放弃）。这个布鲁塞尔的纨绔公子成为哈普斯堡家族最坚定、最成功的敌人。

财产的变动并没有影响他的个性。威廉在富有的时候就是个哲学家。后来，他住在两三间出租房子里，而且星期六都不知道如何付洗衣费的时候，他仍然是哲学家。曾经，有一个主教想建造大量的绞架来处死所有的新教徒，他竭尽全力挫败了主教的计划，如今，他同样尽量要制止那些狂热的加尔文教徒要绞死所有天主教徒的企图。

他的目标几乎毫无指望。

已经有2万～3万人惨遭杀害，宗教法庭的监狱里装满了新的即将赴死的人，遥远的西班牙正在招募一支军队，准备在叛乱还没有蔓延到欧洲其他地方的时候就将其粉碎。

有人想告诉那些为生命而战的人们，应该热爱刚刚绞死他们的儿子、兄弟、叔父以及祖父的人，但这谈何容易！但是，威廉通过自己的切身事例和他对待反对者的和解态度，已经向追随者表明，一个有性格的人应该超脱摩西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

在这场争取树立公共道德的论战中，他得到一个杰出人物的支持。在豪华的瓜达教室里，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简短墓志铭，记载德克·孔赫特的美德，他的遗体就埋葬在那里。这个孔赫特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是一户富裕家庭的孩子，年轻时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国外旅行，获得关于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一手资料。他刚一返回故乡，便爱上了一个身无分文的姑娘。他的荷兰父亲处事谨慎，极力阻挠他们的婚事。不过，儿子依旧娶了那位姑娘，父亲便做了长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做的事：谴责儿子的忘恩负义，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年轻的孔赫特不得不自己干活谋生了，这是有些困难。不过孔赫特是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学会了一门手艺，当上了铜雕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