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蒙田

人们常常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对自由很有益处。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完全可以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事后却平安无事。

没过多久，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改善，国际商贸活动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现象。

以几个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这个论点在一个星期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日，在我国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验证。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的运动，华尔街就会乱作一团，劳工运动蜂拥而起，全城就会被破坏得不可收拾。

中世纪的后半期便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实际上是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惹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激怒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随后，他们便会前往维斯比。

顶楼中的君主

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夫。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城郭里开始对异教徒进行屠杀，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上迁走，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城市就会被逼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家族的领地），却依然按照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意气用事，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彻底地消失不见，就是沦落到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者一般情况下都很尊崇既定的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保持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的客户都能照常做生意，同时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信仰。

为了外表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令，但是十人内阁却小心地叮嘱宪兵，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过于认真，让那些异教徒自行其是吧，愿意信仰什么都可以，除非他们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大教堂占领下来，并把它改成自己的会场。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个礼拜日，新教牧师们都高声斥责“淫荡女人”的罪行。但是在旁边的街区里，可怕的天主教徒却在一个不显眼的房子里悄悄地做弥撒，门外还有新教警长在那里值勤，提防日内瓦宗教手册的狂热崇拜者闯入这个犯禁的聚会，把那些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客人吓跑。

这丝毫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虔诚弟子。他们和原先一样，仍然是好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心底明白，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10个能带来钱财的经商异教徒的良好愿望，要比日内瓦或罗马的10个穷酸教士的认可更有价值，于是他们便让客人们自行其是了。

蒙田有开明而自由的见解（并不总是一种），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经营鲱鱼生意，母亲又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据我之见，商人长辈对蒙田的观念有极大的影响。他当过士兵，也曾涉入仕途，整个一生的特点就是痛恨盲信和偏执，这要起源于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说这些话，他是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所有“生意”的痕迹都从绚烂的家族纹章中小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亲获得了蒙田地方的产业，并花了大把大把的钱财，以便让儿子成为绅士。蒙田刚刚学会走路，私人教师便在他的可怜小脑瓜里填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6岁的时候被送进了高级学校，不到20岁便已经是波尔多市议会的羽毛丰满的议员了。

后来，他在军队中当兵，还在法院工作过一段时间。38岁时，他的父亲离开人世，于是，他辞退了所有的外界活动，把余下的21年（除去几次违心地短期涉入政治）都用在他的马匹、狗和书之上，而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可以称为划时代的人物，不过同样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感情和礼仪，这个鱼贩的孙子认为那才是真正绅士风度的一部分。直到晚年的时候，他还一直声称，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个乡村绅士——一个在冬天无事可做的时候，会草草记下一些略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的绅士。这自然是胡话。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能和不朽的达尔塔昂(1)媲美的开朗绅士。

由于心、灵魂、美德和罪恶都属于这个豁达开朗、深有教养和性格宜人的人，他的全部作品要比文学作品更胜一筹，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明确的生活哲理，它们以常识和实际的日常体面为基础。